平安地過了海關之後，我搭乘巴士直奔家裏。之後的幾天裏，我複製了數十張光碟，連同報紙一道贈送給朋友和同學，很快，這些資料就在小範圍內流傳開來。
一切看上去都很順利，直到回程機票到期的前幾天，安全局的人找上門來了。他們彬彬有禮，一再強調：「只是一般了解你們在國外的情況，隨便聊聊。」
說是在家裏談話不方便，他們用小車載我到一家高級酒店。只見他們對服務小姐說了幾句，就拿着房卡把我引進了一間能看海景的房間。又是斟茶又是遞煙，十分地熱情，還叫來一些食品和飲料。我們就在這樣舒適的環境裏交談起來。
一開始他們確實是非常「隨便」地聊，談國外的華人生活；歷史上的黑奴問題；兩黨競選問題等等。最後他們「很自然」地把話題轉到了對法輪功的看法。
我沒有介意地告訴他們，練法輪功祛病健身的奇效我說了你們也不會相信，但他們信仰的真、善、忍就絕不是壞事，他們不應該受到迫害。我抓住這個機會，和他們談了許多法輪功的真相。儘管看到他們的其中一人在快速地記錄，我也顧不了這麼多。
逐漸地，我發現他們的臉色在變，突然，領頭的猛地一拍桌子，大聲喝斥，要我交待這次回國時所攜帶的反動資料，特別是《九評共產黨》光碟。
我知道肯定是其中某位朋友泄漏的。頭腦在迅速回想，儘量搜索出是在哪個環節出錯，誰最可能泄漏。不管我面前的人在問什麼，不管他們多兇惡，我都低頭不回答。最後，我發現我的努力是徒勞的，我無法得出結論誰最有可能泄漏。但爲了家人不受牽連，避免衆多無辜的朋友受害，我承認自己帶了《九評共產黨》光碟，並願意第二天就交給他們。爲了麻痹他們，我還主動「坦白」了幾張《大紀元時報》，但這些報紙都散失在在外，我承諾盡力追回，明天一併「上繳」。從他們的表情看出，他們聽說過大紀元報紙。低聲商量後，他們同意我回家。
當我步出這家酒店時，我的背脊被汗溼透了。
當天晚上，我住的小區門口就有便衣警察在通宵活動。我知道他們是在監視我，我很難出去。第二天，按他們規定的時間，我又來到了那家豪華酒店。我想這就是中共的「雙規」吧——在規定的時間和規定的地點交代問題。不同的是，這次被雙規的不是他們的同志，而是我這樣一個多年未回國的華僑。我把一張《九評共產黨》光碟和幾張《大紀元時報》交給了他們。我想，只要他們看了《九評共產黨》，哪怕是「帶着批判的眼光」去看，就不可能否認裏面的事實，不可能不被震撼。
我驚奇地發現，他們連看都不看一眼那些光碟和報紙，好像一點興趣都沒有。只見領頭的挪近了椅子，開始做我的思想工作：「無論你的動機是什麼，你帶反動資料回來，我們就可以治你的罪，你是要承擔這個後果的。但話又說回來，誰不會犯錯呢？有錯就改，改了就是好人嘛。面前有兩條路給你選擇，一條是有錯不改，繼續與人民爲敵，那是自取滅亡；另一條路是爲祖國做一點事，爲保衛自己的國家出點力。你只有爲祖國做事，才能將功補過。」
到這時我才明白，他們要我做「業餘間諜」，爲他們了解海外的法輪功和民運人士的情況。他們還提供經費，美其名爲：「如果你生活上有困難，我們也會出手相助的。」
見我默不作聲，領頭的又說：「你還有家人在國內，你不爲自己着想，也該爲他們着想、爲父母兄妹着想吧？」
我聽出來了，這是脅迫，是赤裸裸的綁架人質。看來他們是逮住你帶「反動資料」的把柄，施一點金錢誘惑和綁架家人的暗示，迫使你出賣良心當間諜。
如果我當場拒絕他們，很可能就回不了家，就是他們說的「自取滅亡」；如果我答應他們「效勞祖國」，那後果更慘，我連良心都沒有了，我還是人嗎？
在理順了內心的雜亂思緒之後，我答應他們考慮考慮，和家人商量後再說。
當天晚上我再次回到了家，和焦急等待的家人一道商量下一步怎麼辦，大家一致認爲必須今晚逃離，否則凶多吉少。
但門外的便衣警察在監視着進出小區的車輛，看來要乘出租車或私家車逃出去不容易。情急之中我想到了開貨車的老同學，撥通電話後，他當即答應開車來「解救」。於是我「躺」進了他的貨車，出了小區，連夜逃離家鄉，幾經輾轉離開了中國，結束了這趟驚險而又有意義的旅行。
和那些受盡折磨、被迫害致殘致死的法輪功學員相比，我這次經歷算不了什麼，但我這樣一個持外國護照，又沒有觸犯法律的人，都被他們「雙規」兩天脅迫當間諜。如果持中國護照，那後果就更不堪設想了。
2006年8月3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