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后不久，毛泽民便被毛泽东发展成为党员。当时毛泽民在韶山老家管家，毛把他带出来，让他管钱。一九二五年三月，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去世，由汪精卫接任。毛认识汪精卫，他俩曾在上海一块儿工作过，关系不错，汪极为赏识毛的才干。这时“赋闲”在家的毛泽东，等汪精卫一旦坐稳位置，就准备去广州碰运气。为他打前站的人，是毛泽民。
毛泽民不仅忠实于，而且有恩于毛泽东。毛泽东上井冈山只几个月，就抛弃发妻杨开慧，另结新欢贺子珍。已对毛不寄希望的开慧，为预防不测，把她跟毛生的三个孩子托付给了毛泽民。开慧写道：“我决定把他们托付你，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开慧被湖南军阀何健枪决后，是毛泽民帮助这三个孩子去了上海，进了中共秘密开办的幼稚园。
毛泽民还帮助毛泽东隐藏了一大笔私财，这是毛泽东一九三二年打下漳州时为自己聚敛的。挑夫们在毛泽民的监督下，把它们秘密挑到一个山顶，然后由毛泽民和毛的两个贴身警卫员搬进山洞。除了这几个人，没人知道。红军长征前夕，为了求博古不要丢下自己，毛泽东让毛泽民把这些财宝全部取出交给博古。此时的中共非常缺钱，一再向莫斯科求援。毛泽东算是雪里送炭，拿出来“买”了张“离境票”。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主要政敌是王明，毛泽民又心甘情愿给毛泽东当枪使，打击王明。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斯大林用飞机把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送回延安。在十二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实际上夺了毛泽东的权，被会议推选为在未来“七大”上作政治报告的人。按照共产国际的规矩，作政治报告的人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也就是说，众人心目中的领袖是王明，不是毛。
诡诈的毛巧妙地指使他在莫斯科的亲信王稼祥，于第二年八月从共产国际带回这样一句话：有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毛随即在九月召开政治局会议，利用这道“圣旨”，重新夺回权力。
但王明仍算是中共的第二号人物，并且准备在七大上作仅次于政治报告的“组织报告”。为了进一步打击王明，毛派毛泽民以“治病”为名，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去苏联。苏联人发现毛泽民一次也没去医院看过病，却不停地向莫斯科报告说，王明不能在七大上做组织报告，因为他“一天实际的组织工作也没做过。”还说王明是个 ‘坏人’，干了很多坏事，其中之一是在斯大林面前夸大红军的实力。此人应当排斥在一切领导岗位之外。
尽管毛泽民为毛泽东鞍前马后效力多年，尽管他是毛泽东唯一活着的胞弟，但当毛泽东为某种目的，需要不择手段时，他就成了牺牲品，被毫不吝惜地奉献了。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二年。当时中共企图暗杀新疆统治者盛世才未遂，阴谋曝光。盛世才怀疑苏联是幕后，跟苏联翻了脸，苏军撤走。中共在新疆的人员，包括毛泽民，都面临生命危险。他们再三请求延安让他们离开，但毛泽东令他们继续留下。
一九四三年初，盛世才把毛泽民跟一百四十多名中共党员、家属抓了起来，其中有毛泽民的妻子以及儿子毛远新，还有毛的干女儿，也是未来的媳妇刘思奇。此时的盛世才听命于蒋介石。莫斯科一再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向蒋介石交涉以释放他们。中共中央也以‘书记处’的名义在二月十日给周恩来打电报要他跟蒋交涉。
可是，毛泽东紧接着在二月十二日，单独给周发了一封电报，列出跟国民党交涉的具体内容，只字不提释放新疆被捕者。于是，周恩来在同国民党代表的一系列会见、谈判中，也就没有提出这一要求。
苏联大使潘友新被蒙在鼓里，直到六月十六日林彪来苏联大使馆开会，他才发现事情不妙。林彪当时也在重庆。这天他比周恩来先一步到使馆。他忧心忡忡地告诉潘友新：周恩来根据毛的指示，没有向国民党提出释放新疆中共人员的事！
周恩来到后，潘友新做了询问。周说他在三个月前就给蒋介石写了信，但一直没有回音。潘友新向莫斯科报告说：周说这番话时，林彪‘坐在那里，头深深地垂着’，很明显，周在撒谎。因为就在几天前（六月七日），周和林刚跟蒋介石会了面，蒋对两人的态度十分友好，但周恩来完全不提释放新疆被捕人员的要求。
既然中共不提放人，蒋介石也就视而不见。九月二十七日，毛泽民和另外两个中共高干以阴谋武装暴动颠覆政府的罪名被处决。
为什么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不提释放新疆被捕人员的要求？
这情形跟两年前发生的皖南事变很相似。那次毛泽东暗设陷阱，以葬送九千新四军为代价，想促使斯大林同意出兵帮他打蒋介石。
毛泽民被捕时，正是延安整风的高潮。毛泽东意在利用这场运动，建立他的权力基础。毛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抹黑蒋介石，制造对蒋的仇恨，为全面内战作准备。正是为了这一目标，毛泽东有意要毛泽民死。
(来源：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