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近对苏家屯事件的“回应”，再次昭然了一个强烈且明显的讯号，即：胡温及中共上层中的那些尚存人性者再次屈就于其党内反文明势力的淫威，以换得共同苟安的条件。至少可以暴露，胡温再次搁置的他们二人对民主、对历史、对他们及他们自己家人本该有、且本能有的良知与责任。无论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但在苏家屯事件中，未来对中共反人类罪及群体灭绝罪等追惩方面，之二人已为自身揽下了不确定的风险。苏家屯事件的真相必然将昭然于天下，犯罪者必将受到审判（或国际的或国内的）是不久的将来必有的结果。
胡温及中共上层内部对反动势力的放纵及屈从，不仅使得他们及他们家人的命运和安危继续被反动势力野蛮挟持，更是对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安危的放任。最近我们在山西、河北、陕西农村的走访表明，全民族对流氓暴政集团的屈从和放纵，已现实的将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安危置于火药桶之上。
从我们沿途走访的农村情势看，尤以山西吕梁地区的农村最为显著。广大农村地区，人民与凶残无知的各级官吏集团的关系已彻底呈水火危势。在吕梁地区，我们利用我们既有的人脉网络，与不同农村地区的不同代表进行了沟通、接触，我们发现，流氓暴政在大部份农村地区的统治形势已发生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变化。按大部份与我们见面的农民朋友的规律性的说法是，中共暴政对农村地区的野蛮统治已彻底的失败（他们的说法叫彻底的失效）。他们告诉我，吕梁地区共产党对农村的野蛮暴力统治经历了这么三个阶段，即：暴行肆无忌惮畅通无阻的阶段；暴行在农村地区受阻到难以实施的阶段；到现在的暴行在农村地区已无法实施的阶段。我们和来自不同地区的农村的农民沟通获悉，现在中共官员，至少是在山西的大部份地区，要到农村去若无成群的防暴警察掩护已成了不可能。一位农民朋友告诉我们，五年来，他所在的农村及周边地区，农民对待中共官员，就像当年对待日寇强盗时的方法一模一样。他讲述了许多今天居住在大城市的“文明人”不会相信且也不敢相信的现象，他说现在几乎每个村民家里都备有可套在头上的、留有眼鼻剪孔的黑色塑料袋和纯白色的“羊肚子”毛巾，只要钟声被敲响，农民就会迅速头套塑料袋，统一在左臂上扎上白毛巾，手持石头和棍棒集合，农民朋友面带兴奋之神色地告诉我们：“这样几年下来后，那些狗官现在再也不敢到农村来了，我们穷也穷得清静了一些。”
我们与山西省方山县、离石市、临县等地的农民朋友们交流时，几乎所有的农民朋友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告诉我们，改变野蛮暴政，在广大农村地区是根本无需对农民朋友进行心理动员的。方山的一位农民说：“农民就等着这样的机会了。”但令我们深深忧虑的是，农村地区以暴力来消灭暴政的思想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我们沟通后发现，非暴力、以和平之道来改变野蛮暴力的主张、实践，在农村地区几乎闻所未闻。离石一位农民反复拍着自己的胸部说，他随时能拉出来几万人来，如果给他一些时间，他能动员几十万人“用武力和他们斗”。他在讲述这些时，兴奋的眼睛发出异光，他说：“他们现在不敢到农村去，当官的这几年霸官也不敢过分的得罪我们农民，过几年我们还要让他们在城里也呆着不安心！”
几十年来完全丧失人性的残暴统治，中共在农村地区终于为自己精心积累了能够彻底埋葬野蛮暴政的绝对的心理力量及条件。暴政临灭顶之灾，将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既有事实、既有存在，以暴力改变暴政？还是以非暴力来改变暴政？是留给人类能发挥作用的最后空间。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仅人民需要审慎的思考，那些至今魔鬼噬血般地迷恋暴政者也必须清楚，彻底抛弃暴政在中国将成为历史的事实，和平方式结束的将是暴政本身的罪恶生命，而暴力方式结束暴政则不仅仅是结束暴政本身的生命，它同时将毫无悬念地葬送那些贪得无厌的暴政操控集团成员的个体的声音，这是我们绝不愿意看到的。
2006年4月1日于陕北母亲的窑洞里
(原题目：2006年4月1日绝食感言
流氓暴政置整个民族于“火药桶”之上
──即中共流氓政权以黑帮手法围堵我全家的第132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