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人」的生存目的，就是不斷捕獲其它種類的生命，並將之吸收進伯格「組織」，壯大自己。被吸收的生命所有的知識和技術也就融入伯格「組織」。這樣，伯格人打着「增進所有生命的生活品質」的旗號，四處劫掠，遭遇 「伯格人」的一切文明和種族如果抗拒吸收就會被摧毀。在今天的美國文化中，borg一詞已經成了專指冷酷、貪婪或者沒有自己獨立思維的人。
讀到這裏，我想可能來自中國的讀者大概都和筆者一樣有許多感慨：我們也曾在那個打着「解放全人類」的旗號的「組織」中生活過。是的，許多人甚至到了國外後，頭腦中依舊只有「組織」的概念，沒有獨立的個體意識，思維方式也還是「組織」長年灌輸的那種模式和套路。
試舉數例。比如每每有人談到中國的人權、談到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就頗有一些海內外同胞們異口同聲地搬出一套理論，「民以食爲天，人權首先是生存權，在溫飽還不能解決的時候，奢談什麼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如果要我選擇穩定和自由，我將毫不猶豫的選擇穩定，只有穩定才可能發展，才談得上自由。」這種看似振振有詞的理論，和來自「中央」的「組織」上的宣傳論調一模一樣。
其實仔細想一想，儘管人權包括了生存權，卻並不僅僅只是生存權。更主要的是，人的生存權和其它基本的人權根本就不矛盾：實際上越是在苦難中掙扎的人們，越需要信仰的力量來支撐而不至於走向極端；越是掙扎在貧困線上的人們，越迫切需要整個社會、特別是權力階層聽到他們的呼聲和訴求——也就是說，他們更需要信仰和言論自由。退一步講，即使以生存權的藉口剝奪民衆的其它基本人權能夠成立，那麼一個社會中總有些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的相對富裕的人們，難道他們不該爲窮人吶喊、呼籲麼？
以所謂「生存權」爲藉口壓制民衆的基本人權，扼殺民衆的自由，使得一個社會的大衆媒體、民衆的注意力不能夠關注到底層百姓的實際狀況和呼聲，那麼這樣的社會必定是個畸形發展的社會，潛在的危機不能夠及時疏通與解決，怎麼能談得上長久穩定？爲什麼在其他許多國家的人民既可以享有基本的人權和自由，社會也能健康穩定發展，爲什麼在中國人就非要把人權和穩定發展對立起來，好象中國人就那麼不爭氣，一旦擁有了自由就會天下大亂？實際上正相反，中國百姓是最安分守己的，幾十年政治鬥爭下來人人都嚇怕了，連憲法規定的權利都不敢享有。這種混亂的邏輯真正維護的是誰的利益呢？
還有人說「所謂人權和自由都有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也一定要符合本國的國情。別把西方的人權標準強加給中國」；甚至把問題上升到維護民族尊嚴的高度，即便明知中國存在的許多惡官惡吏踐踏百姓人權的事實，也不能批評和揭露，否則有損「國家形象」……說白了，人權本來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自然人人有份。洋人有份，中國人也應該有份。其實所謂「西方人權標準」，不過就是中國也簽署了的聯合國人權憲章的基本內容。這包括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禁止酷刑和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還包括信仰、言論和結社自由等。「把西方的人權標準強加給中國」的意思不過就是說，以上這些權利，不應當只是洋人專有的，而是每個中國人也應該享有的權利。難道這有何不妥麼？爲什麼中國人就只配享有生存權了？其實人權正是每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當每一個公民的尊嚴和權利都得到維護的時候，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尊嚴自然就得到了維護，這不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麼？
本來民衆的基本權利，就是你、我、他自己的權利，怎麼一遇到這些問題上，許多普通民衆不爲自己應有的基本權利打算，反倒爲欺壓百姓、踐踏民衆權利的惡吏以及中共辯護呢？我們仔細推敲一下也不難看到，諸如此類似是而非的詭辯邏輯的背後，就是通過模糊的「國家」、「民族」概念，把思考問題的基點悄悄轉移到了維護中共的利益上。這種思維模式，就是中共黨文化的思維模式。這恰恰好象一個生命一旦被強行吸收爲「伯格人」後，就成了一個精神空殼，不知道有「我」的概念，而只知道「我們」，而這個「我們」實際上是「女王」通過「中央」在操控。
在《星際迷航》裏，2368年， 「企業號」在墜毀的伯格人飛船裏發現一個倖存的伯格人。這個和「組織」失去聯絡的伯格人和「企業號」船員生活一段時間後，終於找回了自我，明白了一個生命原來還可以自由獨立的思考！後來他被伯格搜救船「救回」，他的獨特思想通過網絡進入了搜救船上所有伯格人共享的思想體系並擴散開來，很快導致了整個飛船脫離伯格人的大網絡！
在中共黨文化中薰陶成長的人們，迄今爲止已經有850多萬退出中共及其附屬組織，找回自由獨立的自我。是《九評共產黨》幫助他們脫出「黨文化」的迷霧，找到真正的自我。我們想對那些還陷在伯格「組織」中的人們說，一個生命其實還可以有獨立的人格和思想，有自己的靈魂，可以憑着自己的良知和勇氣對事情作出獨立的判斷。請您也讀一讀《九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