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芷明在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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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编者按：本文主人公是一位法国人。她在中国的经历和她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值得大陆民众、海外华人和西方政界参考，有助于他们走出中共制造和散布的谎言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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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玛丽。我也有了一个中国名字，是侯芷明。侯芷明这个名字，是一个台湾的老师给我选的。我十六岁的时候陪我父亲去台湾，那时候我父亲在做那种汉学的研究。他在台湾呆了一年，我就跟他一起去了。我是，所以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中国文化、中国的语言、传统等等感兴趣。后来回到法国去的时候，我就上大学了。上了几年汉语课，什么中国文学、历史等等。但是我觉的，在法国学中文没多大意思。我就想赶快到东方去。问题是，当年还是文化大革命，我也没办法去中国，因为中国不接受什么留学生。所以我先到日本去了三年。在日本，就专门学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但是当然那个条件对我来说是比较难，因为必须用日文去学中国的哲学，所以我估计我那时候学的不太多。但是后来75年到了，文化大革命快结束了，中国又开始接受一些留学生，我才有机会到北京去学习。我可以说我从，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比较知道我想将来想做什么。因为过去我是学中文，我有很模糊的感觉，我对中文是感兴趣。对中国文化、中国，法国人都是感兴趣。但是，不太，还不太知道我怎么用这个中文。
因到了中国大陆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当然那时候的社会，跟我这个法国人的社会是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刚到的时候，还是批林、批孔运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对我来说非常奇怪的现象。我心里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批评孔孟之道、孔老二啊等等，我都不太懂。所以我就开始真正的对中国政治和中国的现代社会感兴趣。那时候我在北京住了四年了，正好遇到了很多非常重要的现象。比方说毛泽东的去世。正好今天是9月9号。9月9 号，76年我在北京，我刚入北京大学。因为在北京大学我可以有很多很多感觉。我发现，我们的老师都非常的紧张。毛泽东去世之后他们就不知道，现在该怎么说。我们的历史老师，他都不知道对历史应该有什么观点。比方说他开始对我们讲秦始皇，我们都知道秦始皇和毛泽东有一种，一种关系吧。那么他突然不知道秦始皇是一个肯定的人物，还是一个否定的人物。他就不知道怎么讲。我都觉的很奇怪。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两千多年，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是肯定还是否定，我当然又觉的奇怪，又觉的有点可笑。所以这些现象对我的那个，对中国的这种，可以说，对我可以说古古怪怪的现象。对引起我的注意和我的，就是，让我的脑子开始思考问题，我们两国文化为什么那么不一样？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分析问题，我们会那样分析问题。这个思考，我到现在，就是三十年之后还没停，因为这我想是一辈子的思考，你总是要想一想你自己的文化，为什么有这种选择；对于那样的文化的，为什么有那种选择。
那么，我一共在北京住了四年。我觉的这四年，对于我的整个生活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可以感觉到，这个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人的，当然我不能说所有的经历，但是很多的经验。比方说文化大革命这一部份。我看到这个最后的，期间最后的那种现象。以后是华国锋时期，也是一个转变的时期，然后是邓小平上台。但是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当然是那个第一个北京之春。78年的冬天和79年的春天。那时候我还是，我才二十六岁，所以呀，我还比较天真吧。我突然发现有很多中国人要求民主。我很吃惊。因为我在北京那时候已经三年，这三年之内，我没有一次听一个中国人要求民主。他们好象都对这个中国共产党，都是非常有，非常感兴趣，非常有信心，非常忠于。所以突然发现有很多中国人，跟我们说话说的差不多。就是说，必须有个人的生活，必须有自由的工会，必须有这个政治制度的民主等等。我非常高兴，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很天真的反应。可是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全世界的人其实都一样的要求，都一样有人权的问题，对他们的那个人，就跟我们的人权问题是一样的。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我就想啊，这些人我真的要帮助，我要跟他们合作。而且我以为，这个变化那么大，不会再有什么别的变故，就是往后退的现象。我也以为，现在中国要很快的实行民主，所以你看我真的很天真。
我，78年到79年，就经常跟魏京生有见面的机会，而且我就帮助他翻译，帮助他，陪他看一些外国记者等等。这个当然对于我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那个年青的中国人，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他一开始说话大家都在听，他是特别会讲故事的，而且他的思考问题也是很尖锐的。所以我们那些外国记者，或者住在中国的那些外国人，都对他非常，又佩服他，又喜欢他了吧。我们觉的他很了不起。但是不光他是这样，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像任畹町，像徐文立，像那个诗人芒柯，他们都参加，北岛也参加。我突然就认识了一大堆，有非常大的天才的中国人。所以这个经验就是我一辈子忘不了。我们那个冬天都非常忙，什么写文章啊，喊口号啊，什么组织游行。我那时候也认识了那个马德生，王克汀，他们到现在还是很好的老朋友，那些艺术家，他们是要求艺术家的自由，表达的自由，什么语言哪，言论哪等等的自由，都是好象他们正在发现一个新的世界，什么都是新的。
但是发生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从三月份开始，他们一个一个的被抓了。不光是被抓了，也是被判了，而且判的特别重。我得重复，我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作为一个人，判了十五年，对于我来说，是等于被判死刑。我认为，我算一算，他出来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对我来说那时候四十多岁，那就已经老了快要死了。那现在我觉的四十岁很年轻啊，不一样啊。等于说那时候我就觉的，哎呀，这真是，好象这个就到了地狱吧。我的所有的朋友都不在，都入了那些可怕的监狱。而且我们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究竟怎么样，连他的妹妹，魏京生的妹妹，她经常去监狱，想跟他说话、见面，也没有得到这个许可。所以，我心里，哎！感到那么难过。我就想，我在中国多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每次出去，每次到大街上，我就这个感觉好象总是有警察跟着我，我估计这大概是真的。他们可能正在想，还有没有什么民运份子跟她有联系？她是不是要帮助他们？又翻译他们的文章？或者。我估计他们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决定回国。
我是 1980年回国的，那么回国之后呢，回法国，回法国之后呢，经常有一些记者、电视台、广播问我，你在北京的时候认识魏京生，认识那些民运人士，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所以我就慢慢的、也不是我决定的，但是慢慢的变成了这个中国民运的，也不能说代表人物，但是其实是作证的一个，这么一个人物。这个事就是不是我来决定的，那时是情况来决定。但是后来呢，我就开始写书，开始写文章，写的多一点儿，一是希望能得到这个魏京生和其他人的释放，比方说徐文立，什么任畹町他们，我们都要求他们释放。所以我，我就，我就自己想，这些人被抓，我们怎么要求他们的释放，因为这句话，我要求魏京生的释放，你可以重复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但是第一百次呢？你还说什么？这不是新闻了！对不对？所以，你必须想一想，现在，我就提什么问题，这个就强迫我多研究、多了解、多思考这个中国民主过程。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真正的研究其他人的文章，其他人的思想，其他人的经验。
那么到了89民运的时候，有一大堆年青人又再要求民主与自由，反对腐败，什么什么。但是跟当年完全不一样，当年只有可以说几十个人的要求。但是89年的时候，有几千、万的人的要求，好象整个中国都到大街上去游行，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这个对我们这个老一代吧，算是很大的鼓励，就认为我们当年要求民主是对的。因为后来他们当然有很多人就开始思考，那么中国需不需要民主，要不要继续有共产党制度这个变化，有民主不会影响大乱，这个大乱的问题，我知道中国人很怕乱。但是我们西方人也很怕中国乱，出来大乱。所以我们都在问自己，突然看，又有那么多中国人要求民主，这个对我们是一种鼓舞吧！就是说他们真的是要求民主，我们真的是要继续帮助他们搞民主。
但是89民运的时候呢，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很多年青人都要强调，我们跟魏京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是不知道要什么，不是搞政治，就是搞纯粹的党的原则，或者说这个那个。我就觉的很奇怪，他们怎么要强调跟魏京生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开始，那个89之后，有很多年青人跑到法国来，我们就开始给他们做课吧。你们为什么要跟魏京生没有关系呢？魏京生的要求跟你们是一样的，而且表达的能力好象比你们稍为强一点，所以我觉的你们应该向他学习。那奇怪的是，我就是，九十年代初，跟魏京生的妹妹又见了一次面。她那时候住在德国，也是经常跑到法国来申请就是那些政治家的帮助，希望比方说密特朗总统替魏京生呼吁等等。那奇怪的是，是我给她看她哥哥的著作，她过去没看过魏京生的文章，其实那时候很少中国人看了。所以89之后呢，我就等于变成了那些年青的89民运的老师，给他们讲中国民主之课，很奇怪呀！但是这个是一个历史的现象。
中国历史是这样，每次发生什么事件，这个事件必须有一个判断，或者是肯定，或者是否定。如果是肯定，那么就要重复的讲什么，1921年是共产党的建立，那么这个要经常讲；49年是共产党的胜利，那种胜利，那个毛泽东上台等等，这个要讲；但是说，比方说1958年，很多右派分子被送到那个劳改，他们的待遇怎么样，这个不讲；然后1978年的那个民运的英雄，他们怎么样，这个不讲；现在呢，1989年的这个中国的很大的民主运动，也不讲了。所以，一代一代都不知道他们历史的过去怎么样。只有我们在外国才知道。所以，现在我还是去做这个中国民运的课。有二十岁的中国人从中国出来的时候，到这儿他们都给我们说天安门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一种诬蔑，没有人死啊。我说，我认识丁子霖，我跟她经常说话、通信，我知道她的儿子去世了。他们开始不信，还要花好几个月的耐心的说服的工作，不要让他们生气，不要给他们这个感觉，我在诬蔑他们的政府，我在说一些坏话，要就慢慢的讲吧，那么过了几个月之后，他们完全被说服，他们知道，他们知道历史的事实，历史的真面貌。
所以，我可以说，现在我还是做这个中国民主运动的这个历史的证人吧！好象中国历史总是要重复，又是一个放松的时间，然后又是一个镇压的时间，镇压时期就是比较长，然后新一代完全忘了过去的时期，发生了什么，又是发生了什么灾难。这是很可惜，因为中国的年青人就没有这种思想的准备，而且不了解他们现在这个制度的真面貌，而且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个中共政权怎么会凶狠的镇压这个中国老百姓，根本没有人道，根本没有同情，根本没有什么，就是想一想，我们会不会选其它的办法，我们会不会进行慢慢的教育，他们不考虑这些，只考虑镇压。人家死了，就说中国人那么多，死了几个问题不大。这种现象我们在西方就认为是非常可怕，非常可怕。可惜的是，现在西方人越来越像中国人一样，他们的记忆力很短，其实三十年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你不应该忘记的那么快。
但是，忘记的原因跟中共的宣传是有很大的关系，中共宣传的工具是很强的，如果你天天说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可以买自己的房子，可以买自己的汽车，他们还有很好的生活条件。当然我们这个国家还有一些缺点，但是这些缺点就是历史的一种后果，我们要慢慢的改善这个缺点，那么你不能不信，因为你天天听这个这个宣传。所以我们这些政治家哪，他们当然主要关心的是法国、美国、德国的情况。所以关心中国，关心的比较表面，就听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快，他们就觉的中国的很快的经济发展会自然而然的带来民主，我们呢？怎么办？我们就帮助中国的经济提高，然后同时就在帮助这个中国的民主过程，不用做其它的。
我觉的这个分析是不对的。为什么是不对？因为78年有中国人要求民主；89年有中国人要求民主；都得到了镇压。那么现在2005年我们到了民主没有？没有！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就是强的制度，非常不尊敬中国老百姓的权力，而且你要说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当然一方面是真的，我觉的城市里的很多人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但是另一方面，我觉的中国人口可能三分之二还是很穷。三分之二，是一个很客观的数字。所以我们还是为了这个三分之二的又没有权力、生活水平非常低、生活的条件也非常非常痛苦，我们还是为了这些人去奋斗。
我这个法国人为什么哦，要关心这个问题？我自己经常问我自己，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不要去做生意，或者做简单的文学方面的翻译，或者照顾我的孙子，或者什么的。我觉的我们每个人就需要一个目标。你如果没有目标，你的整个生活没有任何方向，你会失去你自己心理的一种平衡。你没有目标你就不知道你生活是为了什么，又不可能光为了吃饭而生活，必须有一点儿高一点儿的目标。那么，这个实践实在很长啊，那，你三十年从事一个试验，你也发现没有很明显的进步，你要问我现在中国比过去民主一点儿吗？我很难回答。从一些方面，当然中国的生活有变化，但是，从另一些方面，比方说言论自由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我觉的不那么清楚。所以，我当然自己有时候会感到很很累、很疲劳，继续翻译这方面的文章，继续讲这些事。我自己想，我是不是变的老重复同样的话？是不是有意思吗？没意思！但是我每次跟一些中国人见面，就是个别的中国人，不是所有的中国人，比方说韩东方，我跟他说几分钟，我发现他那么全心全意的关心那些工人和工会的情况，那么全心全意的替他们有那么强的感情，我就有，可以说是一种无穷的佩服，这个无穷的佩服给我增加这个力量，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么，这种人很多，所以我，我可能就是因为有这种中国的朋友，我能对他们有那么大的佩服，我才可以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还可以提很多人的名字，当然魏京生，我最近还写了他的传记，魏京生就不用说了，他有名呀！但是有，就这一类的人，我几乎每天都可以看的到，他们经常到我家里来聊天。我昨天还跟蔡崇国聊天。蔡崇国也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人。他从89年一直住在法国，就因为上了那个黑名单，他就没办法回国。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有严重的病，他也没办法回到中国去。他心里就非常痛苦，他三个月之内好象又老了十岁。这种就是流亡的生活。我对这种痛苦，我好象有很强的感情。我能猜出来他们的痛苦是什么样的一个痛苦：突然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国家，就是根本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文化、习惯、传统、要求，你突然必须住在这个国家里。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我完全理解。所以我就愿意帮助这些人，适应这个法国的生活，更好的了解我们西方的文化和习惯和好处吧！因为西方文化有很多坏处也有很多好处，你先得看好处，然后坏处你就慢慢的克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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