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法轮功学员，当时回国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告诉自己的同胞：法轮大法是正法，不要被自焚等谎言所蒙蔽。回想三年前回中国发生的事，一切宛如昨天，历历在目，那些善良的与大法有缘的人们，你们还好吗？
2002年4月18日，我和9岁的女儿踏上了阔别三年、既亲切又充满危险的故土。灰黄色的天，空气中充满了土味。
出关后，我们乘出租车直奔天安门。出租司机一听我们要去天安门，就说：“只有你们外地人愿意去那，我们北京人都嫌那血腥味儿太重。”
我向他询问法轮功的情况，他说：“反正有人举报法轮功发了财，假如看你像炼法轮功的，直接拉到派出所就能领200块（人民币）。我是不干那个缺德事儿，遭报！”
我非常感动，铺天盖地的谎言下竟然还有这样的明白人，不与邪恶为伍，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在世界上洪传的真相，他非常感叹和羡慕。临下车时，我多给了他一些小费，心中默默地祝福他。
司机的善良使我坚定了信念，忐忑不安的心稍稍平静了些，再有几分钟，我们就要在天安门广场展开横幅，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坚定地向广场中心走去。当时已近黄昏，本以为不会有多少人，却发现有好多人等待看降旗，同时还有大量的便衣。这是绝好的机会！
但我的心怦怦直跳，手两次伸进包里又抽了出来，周围马上就有人向我靠近…
再不打开就没有机会了，我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不就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吗？
我和女儿对视了一下，孩子稚气的小脸儿上充满了坚定：“妈，打开吧！”
好！我一下揪出横幅，和女儿一人一角高高举起，使出我们平生的力气高喊：“法轮大法好！还大法清白！自焚是骗局！迫害法轮功天理不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广场上顿时鸦雀无声，人们围拢过来，但又不敢靠近，一个武警蹿上来，一把抢走了横幅，藏在身后，我冲上去大声质问他，我女儿趁机跑到他身后，抢走横幅再次打开，又被另一个武警夺走。
这时其他警察叫来了警车，四、五个穿黑衣的警察，连拉带拖把我们弄上车，我们又冲车窗大喊：法轮大法好！人群向警车围过来，我可以看到人们惊恐公安却又关切的目光。
警察关上车窗，车一启动，便大打出手，一个揪住我的头发，一个把我骼膊拧到身后，一个按我眼珠，还有一个把孩子的骼膊拧到身后，我们俩拚力反抗，我的头被打出了血，孩子膝盖被磕破。
到了天安门派出所，他们抢走了我的背包，把我们和其他大法弟子关在铁笼子里。旁边的铁笼子里关着从广场上抓捕的小贩等。
我告诉他们，我们从加拿大来，加拿大政府和民众对法轮功非常支持，大法洪传世界60多个国家，只有在中国遭到迫害。他们有些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在加拿大好好呆着，回来受罪。
我告诉他们：大法对国、对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却到诬陷和打压，天理不容啊！如此下去中国必然天灾人祸，黎民遭殃。看得出他们是同情大法弟子的，有人还从铁栅栏那边给孩子递过衣服来。后来其他人都被带走了，只剩下我和女儿。
半夜，天津来了四个警察，连夜把我们拉回天津。
在车上，警察不断地询问法轮功在国外的情况如各国政府的态度，西人多不多，学员学历为何，为什么修炼法轮功等，我就跟他们讲：“我们法轮功游行时，警车（编按：指加拿大）在前边开路，警察帮忙疏导交通。警察还穿着大法的T-shirt和我们合影呢，可是，我在我自己的国家却被警察抓捕殴打。”警察说：“这就是咱中国的国情。”
前面有车祸，车在高速公路上堵了好几个小时，几个警察无可奈何，我告诉他们善恶有报，他们现在做的是坏事，一切都不会顺利。
并给他们讲了《明慧网》报导的某地警察押送30多名大法弟子途中车祸，大法弟子们安然无恙，4个警察中有3个死亡，1个重伤。
开车的警察说：“您可别吓唬我们，我们正好四个人儿。”我说：“你们知道法轮大法好，就会有福报。”
那个岁数大点儿、被称作局长的人说：“今儿的事儿可能跟后面这两位有关系，把我的培训都耽误了。”女儿坐在我腿上，一路上也给警察讲真象，毫无惧色，我心里挺佩服这个小修炼人的，她从下飞机到现在十五、六个小时没吃、没喝、没睡，精神还这么好。
到了天津，车一直开到我在中国户口的所在派出所，他们通知我母亲来接孩子，也没让我和妈妈说话，妈妈给我带来我爱吃的绿豆粥，我却吃不下，亲人们肯定要为我担心了，我强按住自己的感情，搂了一下女儿，给她穿好衣服，孩子跟警察说：“我要跟妈妈在一起。”
警察说：“我们问你妈妈几个问题就送她回去。”孩子这才跟警察走出大门。看着孩子的背影，心里不知什么滋味，我更体会到国内大法学员在残酷迫害下能够坚持下来，是多么的了不起。
下午，来了一个50多岁，不穿警服的人，我猜可能是610的人，对我的情况似乎很了解，问了一些问题，满嘴都是中共颠倒黑白的那一套，被我一一驳斥，到了晚上5点左右，警察向我宣布他们的决定：拘留我三天。他们把我送到红桥看守所。
长这么大，从来不知道看守所是什么样子，楼道里层层铁门，监室各有两道铁门，门上有一个供警察窥视的小窗口。
看到这些，我暗下决心，没有人能使我出去，只有凭着对大法的坚定，不配合邪恶，才能一正压百邪。
当天晚上，我因为报数时，不配合他们，被叫了出去，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谁也别想动得了我，大不了就是一死。警察揪着我，一个个监室的去看其他犯人报数，我不停地发正念，铲除控制他们干坏事的邪恶因素。
最后，他们把我带到办公室，领头的所长说我不给他面子，要求我遵守他们的规定，背监规等。我说，我只遵守大法的规定，我不是犯人，不背监规。
其他警察说：“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嘴这么硬。”我说：“不就没出地球吗？我就不信这人间还没正道了。”
其中一个警察：“94年，李师父来天津在八一礼堂讲课，我还去了，我比你知道法轮功早。”
我心里一阵惋惜：“你和大法有这样的缘分，多幸运啊，可你却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你真对不住师父对你的一片苦心。”
他非常着急地争辩：“我没有迫害大法，这是我的工作，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最后，我被送回监室，听警察在我背后议论：“这个法轮功还真厉害。”
同室关押的姐妹已在非常拥挤的地上给我留了一席之地，并借给我被褥，她们都以为我肯定会挨打，正为我担心呢。第一回合的较量使我更坚信了一正压百邪。
此后的两天，我和这些难友成为了朋友，了解到她们有些人为生活所迫，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但心地是善良的。
她们都接触过很多大法弟子，从大法弟子身上了解了大法的美好，也佩服大法弟子的勇气，很多人表示出去后也要修炼，并偷偷地炼双盘。
我由衷地为她们高兴，并感激那些默默无闻的学员，用自己的行动亲身实践着真善忍的理念，在世人面前无以争辩地粉碎了铺天盖地的谎言，我忽然感到自己并不孤单，我和千百万的法轮功弟子站在一起。
在难友的掩护下，我和同室的大法学员进行了交流，了解到她们三年来，为讲清真相做出的艰苦努力。她们都是多次被抓，有的已经劳教过两年刚刚放出来。
一个学员，一夜要骑车、跨越三个区发真相资料，每天出门时，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她丈夫不修炼，却默默地帮助她放哨，拿出家里的钱做资料，他只希望迫害能早点结束，让这些善良的人们能够自由地生活。
她们还告诉我：有一个年轻的警察得法两个月，即参与到反迫害中来，做的十几米的大法大横幅挂在大楼上，后来被刑警大队抓捕，打得很厉害。听着她们娓娓道来，仿佛在我眼前展现了一幅历史画卷，上面就是这一个个大法弟子的事迹，即平凡又伟大。
此后的多次所谓提讯，都被我当成了讲清真相的大好时机，只可惜自己当时修炼得不好，慈悲心不足，没有做到大善大忍，许多真相没有讲清，这一直使我非常遗憾。
后来我又被转到了市看守所，在那里又碰到了多个有缘人。她们对我的生活上的帮助使我终生难忘。在楼道，我听到了警察们对“自焚”的怀疑：“人家法轮功盘腿是脚心朝上，那个王进东（自焚者）怎么脚心朝下呢？”
两天后，又是所谓的提讯，很多警察在场，为首的是一个三、四十岁的穿黑色西装的人，最后宣读了所谓的“判决”：让我限期离境。我向他们索要我的《转法轮》，他们开始说不可能，我决不退让：如果不归还我《转法轮》，我就不走了。他们答应考虑考虑。
转天，临走前，他们让我和我父母、公公婆婆隔着玻璃窗，见了几分钟的面。几年没见，他们都老了，特别是婆婆，以前她修炼大法时，能骑自行车近两个小时，后来因为害怕，就不炼了，身体也大不如前了，她此时喘得很厉害，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强忍住眼泪安慰他们。
哪知这次与婆婆的见面竟成了永诀。半年后她因病去世了，多伦多中领馆不给我护照延期，致使我护照作废，不能回国为她送葬。
爸爸妈妈一直很坚强，他们了解自己的女儿，这次，我回来使他们担惊受怕，他们却没有怨我。女儿是最高兴的，把小手按在玻璃窗上，我也把手按在她的手上。警察也跟她开玩笑。
中午时分，我和女儿在三辆车、二十来个穿便衣的警察看着，来到张贵庄机场。在贵宾室做安检时，又搜走了刚刚归还我的《转法轮》，女儿冲上去抢书，我们坚决不上飞机，离起飞还有10分钟时，他们妥协了，把书还给了我，那个穿黑色西装警察说：“你可把我害了。”
我说：“我是救了你，省得你对大法犯罪，以后你就知道了。”
还有一个胖胖的警察说：“你们多威风啊，贵宾室候机，这么多人‘护送’，简直是总理的待遇啊！”
我们和他们握手告别，我说：“希望我下次回国时能再见到你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别因为你的工作赔上自己和家人的前途，那太不值了。”
飞机起飞了，我和女儿都哭了，短短的一周的时间，我们都经历了人生中从未经历过的生死抉择，望着下面那片生我养我的故土，耳边回荡着亲切的乡音，回想起那些本来与法有缘、但仍被谎言蒙蔽的同胞，我暗发誓愿：一定要使他们明白大法真相，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未来，远离邪恶。
三年后，郝凤军站了出来，他是天津人的骄傲，天津警察的骄傲。
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员，不摆脱邪灵（共党）的控制，你做的事就是替它做，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它不会管你的死活的，大法没有敌人，大法弟子也不稀罕谁的权力，只有救人，就看谁能醒悟。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