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歌
“雷锋，我们的战友，我们亲爱的弟兄；雷锋，我们的榜样，我们青年的标兵；学习雷锋，……跟着毛泽东……”唱这支歌的时候，我只有八岁。当时我泪流满面的样子，四十二年后的今天似乎依然历历在目。
电影《董存瑞》中一声喊“为了新中国，前进！”《英雄儿女》里的王成，孤身一人坚守在阵地上，对着话筒高喊，“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不要管我，向我开炮！” 一幕话剧《江姐》里，江雪琴在监狱里似乎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礼炮，一曲“含着热泪绣红旗”唱动了多少只知党文化的人的心。
这一连串“闪光的珍珠”，触动的是人性美好的那一面。在一次次泪水晶莹之中，我与亿万中国人民就这样毫无设防的接受了在那耀眼欲昏的光芒之中所隐藏着的对人性的扭曲，对生命的曲解，对天地人定位的错乱。
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起身让位于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对方诚挚谢意的目光，总使自己心获得些许慰藉，雷锋的影子此时便隐隐在侧。敬老，这本来是人类所共通的基本道德，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当我终于在四十而不惑的年代，走过了许多国家，我才看到每一个国家里都有许多善良人，随时随地在车上让位，为人指路，当你遇到麻烦时不求任何回报的伸出援助之手，那种源于对生命的理解与尊重，那种人性善的共同。他们从来没有学过雷锋。
我渐渐开始了真正自己独立的思索。如果雷锋事迹中善待他人，乐于助人的行为确有其事的话，那也不过是作为炎黄子孙的雷锋，在内心深处依稀保留了一点古朴道德罢了，本来与共产党毫无关系。可是一个“御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一个全国宣传的造势，于是将雷锋所继承的传统道德，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在党的教育下所体现出来的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还是小学生的我，就把人善良愿望与“共产党人”雷锋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而善良本来的根源却被悄悄斩断了。这种偷梁换柱式手法形成了党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心本来是向善的，所以会被“为人雪中送炭，无私奉献”的雷锋所感动。既然相信了雷锋，既然轻轻唱着那首歌颂雷锋的歌而热泪滚滚，当然党文化要人们接受的东西也就潜移默化般渗透到我这样纯朴、善良然而却无知的孩子心灵中。雷锋说的“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火热；对待缺点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这四个似是而非、把善恶混淆在一起的对待也就渐渐渗透到我的血液之中。是啊，最典型的是讲冤冤相报、以恶制恶。要用残酷和恶对待“敌人”，可谁是“敌人”又如何确定呢？什么是缺点？谁是同志？又什么是自己工作的本分？都是党说了算。可党又是谁？党判断是非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同样是歌颂雷锋，又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更是将人性善的因素更直接更露骨的依附在“党的光芒”里面。“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夺过鞭子抽敌人。”
我们唱着这样的歌，我们泪水晶莹之中充满了对“把雷锋这样的好人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充满了对共产党划分的敌人的“刻骨仇恨”。“地主、资本家、富农，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右派，四不清干部，516分子，联动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黑五类，投机倒把分子，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党集团，反动派……”
在这样的词汇中，在构成这样词汇的社会基础中，党文化已经无孔不入的渗透到我们的每一根神经。人性的概念被彻头彻尾的偷换成为了阶级的概念。那么所有的中国人就这样被共产党泯灭着人性，铸造成阶级斗争的一个粒子。这样被刻意变异了的民族在文革中充分表现出亲情反目，挚友相残的悲剧，不是也就不难理解了吗？
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刘少奇既然反对毛主席——那他就死有余辜；张志新既然替死有余辜的刘少奇翻案──她被狱警轮奸，被割断喉管，被处决就是罪有应得；雷锋的“对敌人的冷酷无情”在这里有了最真实的写照。而这种“冷酷”却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中，成为了全中国人民崇尚，歌颂的“英灵”。
共产党几十年中在刻意的改造着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十数亿生命，也包括六千多万党员，包括成千上万的前中央委员和现任中央委员，也包括前任党的最高领导层与现任最高领导层。问题是：善良的人们可曾意识到了这一点？看着还是你，可你说出的话是你自己的还是报纸电视台上的？还是几十年在党文化熏陶下形成的观念？那是真正你自己吗？
幼年的回忆
我小的时候，中国大陆物质生活贫乏是尽人皆知的。当时在北京，每一个家庭一个月只能买半斤芝麻酱。当时副食极少，芝麻酱对于我可说是上等佳品。我兄弟姊妹六个，我老小。饭桌上难得摆上几盘菜。常常母亲舀一小勺芝麻酱，一点一点一边搅和一边往里添水，搅一阵可以搅出一碗来。放点糖精，用窝头沾着吃，很不错了。
大概在我六岁那年，正是大陆饥荒中病恶而死者达三千万之多的年代。有一天饭后，根本就没有吃饱的我，趁大人没注意，摆了个小凳子到厨房里，爬上碗柜，把盛着芝麻酱的瓶子打开，搅起一勺芝麻酱刚想吃，忽然听见了脚步声。是妈妈来了。我急忙爬下来，已经太晚了。我手足无措的站在妈妈面前。不是怕挨打，而是无地自容。我从来没有背着妈妈做过这样的事。妈妈看了看我，从瓶子里舀出一大勺芝麻酱，送到了我嘴边。轻声说：“好孩子，想吃告诉妈妈。有就吃，没有就不吃。”
四十四年过去了，那一幕依然如同就发生在眼前。一个仅只六岁的孩子；一个一年难得吃上几次冰棍的孩子；一个把母亲为了哄着睡中午觉而给的两三毛零花钱，到大年三十儿的时候，悄悄作为孩子给母亲的礼物，用个纸包好，塞到妈妈衣兜里的孩子，当时，我的眼泪哗的就流出来了。我扑到妈妈的怀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干这样的事了，妈妈！”
是的，母亲的善良慈爱真的使我在人生道路上努力去选择真诚。可是，多少次我的母亲搂着我讲故事，说歌谣，时不时老是唱起这样一首歌：“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伟大的中囯共产党，……人类一定解放！”
一个孩子，如此敬爱自己的母亲，在接受她慈爱之时，不是也接受了那歌声，那歌声所代表的共产党文化了吗？可是，我的母亲会欺骗我吗？母亲那“跟着你，人类一定解放”的歌声，到我这里就变成了——五一劳动节在景山公园里参加游园跳舞，小学四年级的孩子，尽管穿上了最好的衣服，依然还打着补丁，可是，当一个黑人游客走到我们的圈子里，拉上我的手一起跳集体舞的时候，我是那样自豪，是啊，等我长大了，我就是要去解放象你一样的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的白人黑人啊……可是当我真的长大了，我才知道那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有多少就在我生息的这片黄土地上！
我如今已经是知天命的年纪了。原来我喜欢武术，又从武术接触到了气功。到96年找到了法轮功，从此我真正走上了修炼的道路。至今，已经是一名在法轮大法中修炼了近九年的修炼者。面对江泽民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操控的对无辜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现实，我们站出来向民众讲真象，可是却多少次听到有人这样说：“儿不嫌母丑，子不嫌家贫。你们搞什么揭露，这不是在丢中国人的脸吗？”——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党文化偷换内涵的例证。
“儿不嫌母丑，子不嫌家贫。”这本来体现了中华民族古朴的天伦亲情，忠厚孝道。人们习惯于把黄河比作母亲，因为她养育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把中原大地比作母亲，因为那是炎黄子孙劳作生息的依托。可不知什么时候，人们接受了这样的概念——“党代表了祖国”，于是“党就是祖国”，既然党已经成为了祖国的代名词，那么“党是母亲”也就顺理成章。那么揭露共产党的邪恶，就变成了“嫌母丑”，就成为了“反党”，当然也就是“反对中华”。
这种在正常人眼中看来是如此荒诞的逻辑，对在几十年信息封锁，思想桎梏，天天听的看的都是谎言的环境中生活过来的人来说，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了。面对着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被关进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被酷刑，被虐杀；一个人乃至一个人群的默许和认同，是不是加重了迫害，是不是在助纣为虐呢？
可贵的同胞们，我多盼着每一个人都能真正活明白啊！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