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唸中學時，曾讀過《武訓傳》的文章，武訓乞討辦學之舉令我深受感動，對武訓那種無私的奉獻精神，我十分敬佩。因此那時我對武訓十分崇拜。
武訓是山東堂邑人，生於清朝末年（1838－1896），出身貧寒，沒有上過學。因爲他沒文化，不識字，常常被人歧視、欺騙和欺壓，吃了不少苦，遭了許多罪。武訓成年之後，有感於自身沒文化的遭遇，認爲窮苦人要想擺脫貧困，過好日子，不受他人欺凌，必須要有文化，有知識，才能自救，因而他萌發了辦學意圖，要讓窮人家孩子能夠入學讀書。然而要辦學就必須籌集資金，對於一個窮苦人來說，這是一件十分艱鉅之事。於是他四方奔走，向富人求乞施捨，籌集資金，興辦義學。在向人求乞施捨的過程中，同樣也遭到一些人的白眼和鄙棄，但他並不因此而灰心泄氣，始終不渝的堅持着。他這種捨己爲人的奉獻精神，堅韌不拔的奮鬥風格，摯誠純樸的情意，令他人爲之感動，許多富人和其他勞苦人民，紛紛伸出支援之手，解囊相助。經過他畢生的努力，終於辦起了三所義學，使許多窮苦人家的孩子能夠免費入學讀書。
對武訓乞討辦學之舉，歷屆政權無不予以嘉勉和褒獎，清政府賜以「義學政」的稱號和「樂善好施」的匾額，還賜以最高榮譽的獎賞－－黃馬褂。民國政府對其也是一直推崇和表彰的。1943年至1949年，中共冀南行署還設立過武訓縣。政界要人、社會名流和文人學者如蔣介石、陳思源、戴季陶、蔡元培、李公樸、陶行知、馮玉祥、張學良、郭沫若、郁達夫、藏克家等人，對武訓和他興辦義學之舉都是十分稱讚和推崇的。知識界視其爲平民教育的先驅楷模，廣大民衆奉其爲武聖人，併爲其興祠立像，崇拜至極。特別是陶行知先生，還以武訓爲榜樣，創辦育才學校。社會上普遍認爲，武訓走的是教育救國的路，興學反映了下層農民樸素的改良主義意願，他是改良主義中的平民改革派，繼承和發揚了仁者愛人的思想，對社會下層表現出強烈的同情心和博愛精神。總之，武訓無論在哪個階層，都是被尊敬和推崇的。
電影著名編導孫渝先生，受陶行知先生之託，創編電影《武訓傳》，從1943年開始創編，後因受時局和身體健康的影響，中間有所停頓。1947年，孫渝先生從美國回國之後，爲完成這一委託，繼續收集材料，多方徵集意見，並三易其稿，終於在1949 年完成創稿並由趙丹、黃宗英等電影名流主演，由私營的崑崙製片廠拍攝，於1950年12月，在中南海小禮堂試映，當時朱德、周恩來等一百多名政要到場觀看，影片得到一致好評，特別是朱德讚譽猶佳，親自和孫渝握手，表揚他作了一件非常有教育意義的好事。之後電影《武訓傳》在全國各地公映，得到了廣大觀衆好評，賣票率極高，被《大衆電影》雜誌評選爲十佳影片之一。
其實，在電影《武訓傳》中，雖然保持了武訓精神的主流方面，但編導在三易其稿中，因受政治諸方面因素的影響和限制，在歷史事實的情節中，還是作了許多改動，以滿足政治的要求。然而即使是這樣一部電影，在全國放映數月之後，卻也掀起了一場全國性的思想大批判的政治運動。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題爲「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毛在社論中認爲：《武訓傳》貶低了農民革命的作用，「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爲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封建統治者，而是象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統治者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哪裏去了呢？」
社論雖然文章不長，可殺氣騰騰，字字見血，火藥氣味極濃，掀起了中共執政以來第一場全國規模的政治運動。在社論的指引下一些極左文人，如所謂的「革命理論家」周揚、何其芳等紛紛披掛上馬，大寫批判文章，短短十天中，在報章上發表的批判文章多達百餘篇，繼之多達八百餘篇，立刻在文化界中，掀起了狂風惡浪，而且波及全民，原先推崇過武訓精神的人，無不站出來檢討自己，連周恩來也未例外。還有些人如郭沫若等，拿起筆來，反戈一擊，大寫批判文章。
爲了證明社論的重要性、及時性和開展大批判的必要性，還專門組織了以江青爲首的16人的調查組，調查組經過數月調查，寫出了一篇完全是捏造、謊言、捕風捉影、歪曲事實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其結論是：武訓是一個以興學爲手段，被當時的反動政府賦予特權，爲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硬把一個貧苦農民說成大地主，把興學集資說成是爲個人致富，把一個從善積德之舉，說成是剝削危害他人，把一個無私奉獻的人，污衊成爲私爲我。這份「調查記」在《人民日報》上分日連載，並被印發至全國機關單位、學校、部隊，組織討論學習，把思想大批判推向高潮。這篇「調查記」欺騙了許許多多的人，也毒害了許許多多的人。就以我自己來說，在未批判之前，我對武訓是十分崇拜的，但參加學習「調查記」之後，我卻對「調查記」深信不疑，因爲我那時很天真、很盲目、也可以說很愚昧，絕不相信「中央」還會造假，還會耍流氓愚弄百姓，因此我對武訓的認識也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由崇拜而變爲鄙棄。現今看了大紀元社論《九評共產黨》之後，對照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整人材料，如批劉少奇、彭德懷、林彪等，可知其造假材料，從來都是隨手可以拾來的，回想起來，我不也曾是被毒害者之一麼？
那麼中共爲何要開展這場政治運動呢？
中共黨文化的需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是中共黨文化的體現，中共是以暴力、鬥爭爲其學說的，所以「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而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是講仁、義、禮、智、信，講忠恕，講博愛，講善，這些和中共的黨文化恰恰相背逆，水火不容。而武訓精神，卻充分體現了我們民族文化精神，因此中共以批判電影《武訓傳》祭刀，首次開展這場大批判的政治運動。
中共是以暴力、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如果認可了武訓精神，這將使其政權的合理性受到質疑，周揚1951年8月8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的文章，周揚邏輯的前提是：新中國是革命和武裝鬥爭的成果，如果強調改良主義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就等於質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因此，中共必須要反對武訓精神，絕盡其能的打棍子、扣帽子，污衊武訓是改良主義、投降主義、調和主義，喪失立場，污衊農民革命等等，從而確立它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合理性和正當性。
藉批判武訓及電影《武訓傳》，對廣大所謂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進行一次徹底的思想改造，用大批判的形式，用大規模的羣衆運動的方法，用打壓拉攏的手段，威脅、利誘廣大知識份子，讓其在運動中學習馬列主義，徹底摒棄舊有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重新樹立以馬克思主義爲基礎的共產主義思想，爲其駕馭，爲其驅使，爲其所用。
在掀起一場全國性的學習討論《武訓歷史調查記》，也是一場大規模的羣衆性洗腦運動，通過僞造歷史、謊言誘導來宣傳革命思想，批判改良主義，灌輸階級鬥爭意識，達到把廣大羣衆控制在其統治手中，鞏固其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牢牢樹立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跟其幹革命，搞鬥爭，才能徹底解放自己，除了革命，除了鬥爭，別無出路這個認識的目的。
這場政治運動持續了將近一年，極大的破壞了我們的民族文化，我們傳統文化中的好的、正的、美的，卻受到誹謗，受到排斥，並被暴力革命、武裝鬥爭、階級仇恨、泯滅人性等壞的、邪的、惡的取而代之，致使當前的中國社會出現了道德敗壞，世風日下，爲官者貪污腐化，有權者強搶豪奪，沒有道德約束，沒有法律管制，廣大人民無民主可言，無自由可談，生存在苦難中。同時，對知識界也是一場巨大災難，廣大知識份子，深受其害，思想受束縛，言論無自由，惶恐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特別是在電影界，產生一種「不求藝術有功，但求政治無過」的心理病態，著名電影演員趙丹，在其《地獄之門》中談到：我怎麼會走上公式化、概念化的路上來呢？……影片《武訓傳》受到全國性的大批判後，我在思想上逐步形成了幾個概念：1、藝術必須爲政治服務，因此，藝術本身沒有其它職能，藝術即政治；2、只能歌頌無產階級的英雄人物，不能歌頌其他階級的人物，對其他階級的人物，必須是批判性的。而無產階級英雄人物則必須是具有崇高思想境界、高尚的道德品質，不具有缺點和錯誤。如果稍微寫一點缺點和錯誤，就犯了立場、傾向性的原則錯誤；3、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烙印，因此一招一式，一舉一動，一顰一蹙都有階級的內容，因之一切人物的內部素質與外部形態，都只應該堡壘分明的表演，否則就混淆了階級的界限啦……。這充分反映了知識份子、藝術家們的苦惱、彷徨、疑惑、侷促不安的痛苦心態。
大批判雖只歷時一年，但餘波始終未斷，在文革期間的一九六七年，人民日報在五月二十六日，重新發表毛澤東寫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社論。五月二七日人民日報在報導全國億萬軍民歡呼「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重新發表的同時，宣佈把《武訓傳》和《修養》（劉少奇着）一起拋進垃圾堆，修正主義與奴才主義掛上了鉤。武訓再次遭到批判，墳墓被挖，屍骨被拋，塑像、匾額、祠堂被毀。
直到1985年9月6日，中共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在陶行知研究會和基金會成立大會上，對這場批判作出了否定的評價，他說「解放初期就1951年發生過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個批判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我們現在不對武訓本人和電影《武訓傳》進行全面的評價，但我可以負責的說，當時這種批判是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因此，這個批判不但不能認爲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說基本正確。」胡喬木這番講話，只是代表了「我可以負責的說」，而不是集體的決定，而且對武訓本人及電影《武訓傳》也未作出全面的評價，只能說胡的講話，起到一定的效果作用，並未能解決其實質的根本問題。直到如今五十多年來，電影《武訓傳》從未作過公開紀念放映過。仍然是被打入在冷宮之中。
只要中共邪靈存在一天，對民族文化的破壞，就絕不會休止。作爲中國人，我們大家都必須站出來，制止這場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