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播报了这个演讲。辛灏年说，国民党抗战是血写的事实；我还要说的是，共产党“抗战”是墨写的谎言。为了简洁明快地说清楚这个太大的历史是非，揭穿那个太大的历史谎言，我首先想问的是：国民党说抗战是十四年，共产党则一向说抗战只有八年。那么，前六年共产党在干什么？后八年共产党是怎么干的？
昨天我们转载了辛灏年评论的共产党后八年干的丑闻的第一部份，今天我们刊登第二部份。
（接上）
四、是罂粟花香，不是麦棉花香
辛灏年说，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歌颂中共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著名歌曲，名叫南泥湾，唱的是 “花篮里花儿香……”，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唱遍了我们的中国大陆。然而，几代中国人却根本不知道，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的香味，就是鸦片花香！因为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大生产运动”和中共吹了六年的、为抗日而开展的八路军大生产运动，不是种粮食，而是种鸦片！这对我们大陆的几代中国人来说，乍一听到，简直有石破天惊之感。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在今天中国大陆民间的历史反思成就中，这就是它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而毛泽东所写下的那一篇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里面所表扬的那位“张思德”，就是“熬鸦片”的，而不是烧炭的！
对此，《延安日记》对它予以了彻底的揭露。彼得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120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任弼时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的生产鸦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援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还愤怒地说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这就是中共大生产运动的真正内容，就是那一曲“花篮里花儿香”的创作源泉，更是一曲“靠种鸦片发财、卖鸦片祸民，和“赚来鸦片钱专打国民党、却绝不是去打侵华日军”的“中共抗日绝唱”！
五、 是通敌卖国，不是抗日救国
辛灏年说，中共在“9.18”至“7.7”的6年当中，曾铁定的卖国、裂国事实，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然而，就是在后来中华民国的八年全面卫国战争中，中共除掉和占领了我们国土的侵华日军“通商”、“互通有无”和通过侵华日军向敌占区的中国人出售鸦片、毒害自己同胞之外，我还想告诉大家的是，今年已经在北京再版的《延安日记》一书，揭露了比中共种植和贩卖鸦片更要严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曾直接通敌卖国。该书作者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侵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其实，1984年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早已披露了中共当年卖国通敌的事实。该书揭露：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居然能够直进直入南京岗村宁次司令部，并受到礼遇。事因则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侵华日军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至1945年6月，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资讯……新四军接报，因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报请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立即密电答复说，“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于是，六月初，日军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侵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迅速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苏北的八个县城给新四军，新四军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侵华日军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同时还协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而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
六、是继续制造两个中国，不是建立抗日根据地
辛灏年说，中共自1927年始直至1937年前，前苏联交给它的武装叛国任务，就是“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即使是1936年已经失败逃往到了陕北，喘息刚定，中共居然还召开了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把前苏联在中国制造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坚守下去。1937年后，当中共就象张国焘所讲的，终于“在抗日的这一顶大帽子下”获得了存在之后，毛泽东为他的中共所决策的“抗日”路线，却是针对着正在抗日的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的“武装斗争、农民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归顺了国民政府的中共不能再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旗号继续撑持下去，但是，在实际上和在实质上，毛泽东及其中共，还是要在抗日的旗号之下，将他们为分裂中国而篡立的苏维埃国，不仅要继续保存下去，而且要发展和扩张开来，以此在战后发动内战推翻中华民国作准备。这才是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及其中共所有阴谋的假抗日谋略、不抗日行径、甚至是种鸦片和卖国通敌的种种罪行，之所以“一发而不可以收”的根本原因。
而也正是在这一总方针之下，毛泽东和他的中共终于如愿以偿了。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终于高兴地说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请注意，连费正清都指责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的所谓抗日民主政权，就是中共的独裁政权；
几乎是在同时，毛泽东也已经公然地说道：“目前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政权，并已经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毛泽东终于公开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敌后政权，就是与中华民国政府相分裂的政权。他说：“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
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在总结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和成就时，竟说了如下的大实话：“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党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再发展和再创造。土地革命战争保存下来的革命理论，通过它才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和壮大”，“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党在十年内战时的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坚实的基础……”中共是利用抗日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根本就不是抗日根据地的底牌，终于被他们自己的党史学家们彻底地揭开了！
但也正因为如此，当年的《大公报》记者才会更加悲哀地评论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华北、华中两支独立的军队，配着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共产党旗、国际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
是的，在抗战的首都重庆，挂的是国父孙文的画像，飘扬的是青天百日满地红的国旗，唱的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然而，在延安这个不抗战、假抗战的共产党首都，挂的却是中共党父马克思、列宁的画像，飘扬的是苏联共产党镰刀斧头满地红的党旗，唱的更是“没有祖国、也不要祖国”的所谓“国际歌”……
七、是革命夺权的持久战，不是抗日救国的持久战
辛灏年说，凡在中国大陆长大的这几代人，可谓无人不晓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而我们从小就被共产党教导说，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才指导中国人民打赢了那一场伟大的抗日战争。然而，稍稍知道一点中共党史的人都会知道，当蒋介石和他的最高统帅部运用“持久战”的大战略，早已破灭了侵华日军“三月亡华”的迷梦，就要完全按计划胜利完成第一期抗战的历史使命时，1938年5月，在武汉主持《新华日报》的王明、博古等中共领袖，却坚决不刊载毛泽东刚刚在延安所写的“论持久战”讲话稿，原因就是他们一致认为毛泽东在用“持久战”的烟雾，来掩盖他不抗日、却要藉抗日的旗号来“准备内战”的可耻目的。我们还是用中共党史学家们的话来“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吧！中共党史专家们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就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之下，发动人民起来革命夺权政权的伟大革命战略……”
然而，毛泽东及其中共虽然没有为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贡献他们的持久战，却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自己未来夺权打天下的农民战争，坚持了八年的“持久战”。
他们坚持了六年大种鸦片，并决心要用卖鸦片换来的钱买武器去打抗日的国民党；他们“坚持只到敌人的后方去”，却坚决不到敌人“正在进攻我们的前方去”作战，就是为了抢地盘、闹革命，建立他们的红色政权；他们还派出了大量人马到所谓国统区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他们还坚持了整整四年半的“整风内斗”，不仅将共产党内真正要抗日的派别和爱国者斗得七窍生烟、死去活来，而且为毛泽东斗出了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独裁地位，使得毛泽东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残暴领袖……正是由于他们坚持不抗战、假抗战，所以，侵华日军非但不会打延安，更不会象炸武汉、炸重庆那样，专门找着坚决抗日的蒋介石去炸；毛泽东却因此才有可能在他安宁的窑洞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不是“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建设了一整套的“光辉思想”；而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领袖们也才可能在他们的红都延安“笙歌燕舞”；在蓝色多瑙河的美丽旋律里面，搂着从上海投奔而来的女明星们尽情地欢乐歌唱……这，才是毛泽东的持久战，中共的持久战，是与我们中华民国的持久卫国战争毫不相干的“持久战”……
也许有人会问我，难道中共真的是一点也没有抗日吗？我告诉你，中共曾害羞地说过自己“是一分抗日、二分宣传、七分发展”。然而，我要告诉你的却是：不对！是一分抗日、十二分宣传，一百分发展！ 因为，他们只是在国民党军队已经消灭了平型关的侵华日军主力22000人时，林彪才因羞愧而怀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绪，命令袭击了日寇的一支补给部队，缴获了15000件军大衣！1986年，我们大陆的历史学者就已经把它研究得一清二楚的了！
而“彭大将军”，也只因为一个军人的荣誉心，实在已经使他对本党的不抗战和假抗战再难忍受下去之时，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不断地派出小股八陆军，炸碉堡、扒铁路、袭击小股的侵华日军、主要是伪军而已。虽然这一“百排小战”却被中共吹成了战绩辉煌的“百团大战”，并且只有胜利，没有伤亡，但彭大将军当年就为此做够了检讨，检讨自己不听中央不让打侵华日军的命令，检讨自己不小心暴露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实力……。彭德怀后来在文革中终究还是为此丧了性命。就因为他在抗战时期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不让他抗日，他却非要抗战！
是的，在中国共产党内，当年确实有些爱国者曾参加过局部的小型的战斗，但是，由于毛泽东明确地制止八路军、新四军打日寇；明确地指示“只有在遭遇日寇、并且是不得不打时才可以打，而且主要是打伪军，打后就宣传别党不抗日，共产党才是抗日的……”（─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对南方游击区的秘密指示）。所以，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将军，才是在逃跑时遭遇侵华日军空袭被炸弹炸伤，然后死在医院里；八路军的另一位将军关响应，就更是病死在延安的医院里了。他们哪是象国民党的206位将军，是活生生地为国家、为民族而壮烈战死在伟大卫国战争的战场上的呢？
然而，毛泽东及其中共虽只有一分抗战，却不是二分宣传、七分发展；而是一分抗战，十二分宣传，一百分发展！因为，战争只有创伤，哪能创强？但是，毛泽东却恰恰是因为不抗战、假抗战、甚至是卖国通敌，才创了强了！因为，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六年底，当毛泽东率领红军将领致蒋介石书，表示愿意归顺，请求不要再攻打红军时，中共红军仅存不足二万人马，其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全面抗战开始后至一九三七年底，中共因靠抗日招兵卖马和向国民党索要军费，已经拥有十万军队，占地三万五千平方公里，挟人口一百五十万。至一九四三年，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中共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十六个根据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权，八个有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中共党员既已达一百二十万人，其军队也已达一百二十万之数，所挟人口已达一亿以上。与一九三六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与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触目而惊心。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要说，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战”之中，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就是历史。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