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和夫人
從滿山遍野尋挖藥材的男孩到像牲口一樣幹活的煤窯童工，從爲了混口飯吃參軍的士兵到走街串巷的菜販，從一個陝北的農家娃到赫赫有名的「傑出律師」之一，這一路走來，有多少個人奮鬥，多少上天眷顧，誰都說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爲經歷過那些飢寒和奴役，欺壓和屈辱，因爲擁有那些濃濃的親情和來自素不相識的人的關愛，於是有了後來一宗宗驚動全國甚至海外的中國公民維權案，有了爲受迫害法輪功學員憤然上書的「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也有了許許多多有聲有色，有喜有悲的失敗和成功。二00五年的第一天，當北京的高智晟律師回顧他身後四十年的歲月時，充滿感觸的說「上天待我不薄。對此我常常心存感激！」
（接上）
●刻骨銘心的鄒偉毅案
鄒偉毅案是我律師生涯中一起刻骨銘心的案子，當時我的感情投入也是很深的，我們在給孩子打官司的過程中的付出，今天講起來我自己都感動，但社會給我的更多。官司打了幾年，我和孩子的家人的聯繫非常緊密，逢年過節我和老人家都是互通電話，2002年我到丹東去看了一趟老人和孩子，他們拿出一樣東西讓我淚流滿面。那是我這些年在節日、小偉毅生日寄給孩子的四張200塊錢的匯款單，他們把匯款單複印下來，裝裱在相冊裏面。在他們看來就是對我的幫助最好的一種紀念。
在丹東我帶着孩子在當地轉的時候，因爲當地對這場官司進行了跟蹤報導，出租車司機不要我們的車費，公園不要我們的門票，我在小商小販的攤上給孩子買東西賣主不收我的錢……。我跟當地人開玩笑說，我應該考慮搬到丹東來生活，這樣我一生就沒有甚麼成本了。
但是，六年多的律師生涯我們也很痛苦，因爲我們沒有看到國家法制的絲毫進步。國內媒體在鄒偉毅案後採訪我，他們說該案是全國醫療事故賠償額最高的，你應該感到高興。我說，就孩子的具體權益而言，他能獲得賠償我當然感到高興。但是，在我介入此案之前，爲甚麼沒有一個部門想起要給這一老一少解決問題？爲甚麼司法部門要拖六～七年才能還給孩子一個公道？爲甚麼當孩子需要法律幫助的時候，全中國站在他一邊的律師寥寥無幾，而當像被告這樣角色需要律師的時候，迅速的就能使得東北一流的律師參加到和殘疾孩子鬥爭的行列中來？
關於醫療領域傷天理，滅人性的案例太多了。這種案例首先是由於醫院的技術和財產規模方面的強勢，以及他們屬於國家機構，使得他們處處佔有強者的地位，加上司法部門沒有道義和對法律責任起碼的尊重和敬畏，使得這一類型案件的處理極其不公正，甚至是傷天害理。這幾年爲改變這種局面，我不遺餘力地做了點事，由於我的每一起案件幾乎都能在國內引起大規模的報導，也確實在全國範圍改變了一些觀念，
周成漢與鄒偉毅有着一樣的遭遇，同樣是超劑量使用藥物的醫療事故，同樣是雙耳失聰，同樣是我爲他打的官司，但他沒有小偉毅的幸運。
醫院把孩子治殘了，衛生局局長親自作醫院的代理人，法庭上的那種囂張和無恥的程度，使任何文明世界都會發抖。他在法庭上公開講，決不能讓你們贏得這場官司，萬一你們贏了，只要我在位一天，你們休想拿到一分錢！周成漢的祖母當場氣得昏倒在地，法庭出來沒半天就死了。
這場官司打了三、四年，打得異常艱難。我在吉林省高院法庭上發言時眼淚都流出來了。我說：「法官先生，一個社會，當道義沒有了力量，真實沒有了力量，良知沒有了力量，這個社會就變成了一個沒有力量的社會。今天在這法庭的國徽下真正演義的是甚麼？是道義、良知、人性和真實在你們的手上全部喪失了力量，是公、檢、法、醫院、衛生局、黨委、政府聯手和一個手無寸鐵的殘疾孩子在鬥爭。」
這不是情緒化的語言，是真實的悲痛！
這場官司最後悲壯的勝訴了，判賠48萬多，但儘管我們竭盡了所有的力量，到現在受害人一分錢都沒拿到手。這是制定法令和執行法令者的恥辱。這個孩子現在戴了一個耳蝸，這個耳蝸不是擁有十三億人民的中國給他的，而是瑞士駐中國大使看到關於孩子的報導後，給孩子捐贈了這個耳蝸。
99年還有這麼一件事情，有一天一個朋友打來電話，說「過街天橋有一個很奇特的景觀，你必須去看。」我到那一看，繁華的過街天橋掛着一條橫幅，上面寫着「尋找高智晟律師」，橫幅下面是一對夫婦和三個孩子，其中一個是9歲的腦癱病孩。
我把他們帶到我的辦公室。這家人姓王，家在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區。孩子三歲時患了當地牧區很流行的包蟲病，部隊醫院給他做了一個簡單的手術，導致腦癱。之後他們多次到醫院和有關部門反映問題，每一次都被趕出來。於是舉家來到1,400公里外的烏魯木齊找我。
聽着他們的故事，看着孩子，我眼淚嘩嘩的。病孩長得非常漂亮，可脖子卻像麵條一樣，人要扶着，頭能支起來，人要不扶，馬上就耷拉下去了。如果這是我的孩子，我的生活不全部亂套了嗎？我給孩子塞了兩百塊錢，並決定給他打這場官司。
新疆貧窮落後，新疆法官的保守在全國也是榜上有名的。我爲此案四次往返於阿勒泰和烏魯木齊，最終給孩子爭取了16萬元賠償。
那幾年像這樣的案我處理過不少。還有一個民工的孩子叫楊偉國，3歲，到市場玩的時候，看到賣海鮮的攤上放着礦泉水，拿起來就喝了。原來那是黑心的商販爲了使海鮮看上去新鮮、有光澤而使用的燒鹼水。孩子不懂，以爲是飲料，當時就把整個食管燒得全部粘連在一起了。醫院拿出一個方案說要做22次手術，要把整個食管全部切除，然後把小腸還是把哪一部份一點一點往上拉，一次手術拉一點。
孩子的父母在出事後緊急地跟小販交涉，小販拿出了一萬塊，還要孩子的父母打了個借條。
給孩子做了兩、三次手術以後這個家已經傾家蕩產了，醫院裏有個醫生建議他們到新疆去找一個叫高智晟的律師。這家人就拽着一個名字，沒有電話，沒有地址，到新疆找到了我。
這場官司對方的陣容是十名被告，十二名律師，非常龐大，因爲他們個個是個體戶，都有錢，我們這一方只有我和孩子又瘦又小的父親。庭還沒開呢，對方就故意放出風聲，說他們跟當地的政法委、人大和法官關係如何如何，「姓高的想贏本案，如履蜀道！」
一開庭我就告訴他們，如果你們理智，你們將給孩子賠錢，你們輸的是錢；如果你們不理智，迷信那兩個錢的力量，那你們將輸掉道義和失掉錢。
我當時正在給新疆檢察系統講課，他們一聽我是免費給孩子打官司，給我派了車。新疆電視臺對這場官司一直跟蹤報導，強力地支持了我，法院最終判決給孩子賠償32萬。
非常不幸的是，官司打贏了，楊偉國這孩子卻因爲耽誤了治療死了。
……
這幾場官司都打贏了。正因爲打贏了，我更有條件去評說它們。
從這幾場官司我們看到了甚麼？我們看到更多的是民衆對道義和良知的支持。我也經常在各種場合談到，這大概是中國僅存的一點希望。至於法律，至少它沒有自覺的發揮作用。那些最終對受害兒童有利的判決，往往不是爲了維護孩子的權益，而是懾於來自社會主流、非主流道義支持的能量，在新聞媒體反覆跟蹤、報導的壓力下，不得不作出的。即使法律在這期間產生了作用，也是偶然力量的介入和偶然因素的刺激，最終迫使它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我這幾年如果有一些成就感，那就是我支持了很多孩子，使他們因爲我的代理獲得了一些賠償。某些持相反價值觀的同行稱我是「一條在全國各地拚命免費爲人打官司的瘋狗」，我覺得這話值得商榷。作爲一個律師，打免費官司絕對不是我的追求，而是沒有任何選擇餘地的「接受」。它不是一個自覺選擇的結果，而是接受的結果。當那些受害人、那些父母揹着孩子萬里迢迢找到了你，你了解了他們的痛苦之後，他們流淚的過程就是你流淚的過程，你還能有甚麼選擇？你覺得你沒有力量保護他們，但至少可以參與他們所謂「維權」的過程。僅此而已。
當然，那些案子也給我帶來很大的困擾，尤其是前幾年，全國各地這類型的案件來找我的很多很多。毫無疑問，不管我瘋到甚麼程度，我不能全部接下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