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據亞洲時報記者李永燕8月31日報導) 「我要感謝我的父母和我的教練;更重要的是,我要感謝總統布希和共和黨的英明領導!」這種歌功頌德之詞可不會出自美國的奧運選手之口,或許就連愛講俏皮話的脫口秀主持Jay Leno也構思不出如此想象力豐富的「溢美之詞」。

但是中國運動員可以。歌頌中國共產黨在雅典奧運會上被他們演繹的淋漓盡致。8月22日張怡甯奪得雅典奧運會乒乓球女單金牌後,有北京電視臺的記者採訪了她的父母。她的父親告訴記者,甯甯是個優秀的共產黨員,她的成功更是黨的榮耀。可以想象,在北京2008奧運會上,對黨的讚歌肯定會更多。

張爸爸講的沒錯。這些運動員都是中國國務院的部級機構之一國家體育總局大把砸錢培養出來的。沒有黨,他們就不可能進軍雅典,揚名世界。這些在黨的關懷下成長的運動員確實沒讓黨失望;中國在雅典奧運會上以32金17銀14銅的成績在獎牌榜上排第二位,僅此於美國(35金39銀29銅)。

對這些「給國家增添榮譽」的運動員,黨當然不能虧待。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助理何慧嫺透露,奪金的選手將獲得20萬元人民幣的獎勵(而20萬元,相當於一個普通北京人23年的收入),銀牌和銅牌獲得者分別爲12萬和8萬元。再加上各個省市、企業對選手的獎金(而且都免稅),這些運動員最後到手的人民幣遠不止於此。而且任何比賽專案,各種費用都是國家出:培訓、設備、聘用洋教頭、比賽服、出國比賽等等。怪不得這些運動員都對黨感恩戴德。

衆所周知,競技體育投入大,收效慢。自改革開放後,衆多產業允許私人/外資進入,但是競技體育事業依然被國家壟斷。壟斷電信、航空、郵政和國防事業倒是容易理解,無非就是關乎國家安全或者利潤巨大;但是競技體育和這些根本沾不上邊。

答案在歷史的故紙堆中可以找到。與把納粹精神融入柏林奧運會的希特勒不同,中國把體育事業「政治化」。在毛澤東時代,新中國抵制所有的國際體育盛事,因爲它不願同「帝國主義」國家和蔣介石的臺灣同臺競技。新中國邀請第三世界國家參加自己張羅的「國際賽事」,而且費用由中國全包。這些「友邦」的運動員水平當然不能同中國相提並論。素有「大國之邦」素養的中國選手在黨的囑咐下很「友善」的輸掉幾場比賽,讓參賽者不至空手而歸。但是,參賽國家對這種行爲甚爲反感,並感到受辱;這些賽事因此不歡而散。

中國改革開放後,「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運動會在中國的日程表上居於次席,廢止已經千瘡百孔的人民公社制度和改革滿目瘡痍的工業成爲當時的頭等大事。然而,許海峯在洛杉磯奧運會的一聲槍聲和中國女排的五連冠讓厭倦了政治鬥爭的中國人振奮不已,甚至紛紛走上街頭慶賀,表達內心喜悅。中央的領導人清醒了過來:原來五星紅旗在西方的體育館裏升起不但可以一洗中國百年「東亞病夫」的恥辱,揚我國威,更可以轉移國人對政權及社會的不滿。

從此以後,中國在體育事業上投下了大量的資金和精力。不計其數的資金投向了優勢專案,如乒乓球、跳水和體操。財政部的資料顯示,在2000年「文體廣播事業費」預算爲292億人民幣(35億多美元),其中撥給國家體育總局的財政經費與事業費爲16億元。國家體育局體育經濟司副司長劉扶民說: 「其實每年國家撥款是超過16億元的。而且隨著2008年的到來將逐年上升。」 該部門的數位表明,從2001-2004年,每年國家撥款增加1億元;2005-2008年,每年國家撥款增加2億元,那麼到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時候,僅僅對國家體育總局的國家撥款就會達到27億元,這其中並不包括國家專項撥款。爲了備戰2008年奧運會,國家的專項資金撥款就已經達到了40億元。按照這個資料測算,到了北京2008奧運會,四年間的撥款總額應該是67億元左右。屆時中國奧運健兒若能奪得32枚金牌的話,那麼每塊金牌的成本大約是 2.1億元。

但是,在奧運賽場上叱吒風雲,取得彪炳戰績是否意味著中國國民的身體素質已得到很大提高了呢?非也!國人依然是「東亞病夫」。暫不說國家的體育場館少有對公衆免費開放,中國有1.2億人乙肝攜帶者,而且每年有50多萬乙肝新發病人; 500萬國人依然在受肺結核病折磨,每年有15萬人因看不起病而死亡。國家採取的措施少之又少,連國際社會也看不過眼了。從2002年起,世界銀行向中國提供了1.04億美元貸款,來控制結核病。另一國際衛生機構爲中國提供4800萬美元資金。就連日本政府每年都爲中國的防治結核病事業捐助300萬美元。

沒有幾個國家能象中國拿這麼多奧運金牌,但是這些國家卻捨得爲國民的健康花大錢,即使在競技體育上少撥款,奧運會上少拿金牌也願意。中國體育健兒奧運奪金既不會改善國內百姓的生活,也不會增強他們的體質。東德和前蘇聯都是奧運的金牌大戶,如今何在?以民爲本,方是興國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