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記者：
剛剛從「中國健康衛生觀察」得到的消息，中國精神病協會在無限推遲世界精神病學會去中國獨立調查法輪功學員受到的精神迫害之後，中國精神病協會透過世界精神病學會，發出聲明。
聲明中，1、 中國精神病協會首次向國際社會承認在對待法輪功學員問題上，他們有濫用精神病醫院和精神病藥物問題。２、 中國精神病協會稱這些濫用問題，主要是由於「診斷不當」和「治療不當」的問題，而不存在系統性迫害。
曹先生，您能否和我們談一談您對他們的說法怎麼看？在中國，官方有沒有系統利用精神病醫院和精神病藥物迫害異己人士的可能性？
曹長青先生：
我覺得中國政府會不會利用精神病院來迫害異己人士，不是有沒有可能的問題，而是它一定這麼做，而它一直是這樣做的。
這方面的報告很多，包括2002年在日本橫濱召開的世界精神病學會上，國際人權觀察組織遞交的那份報告，其中引用的是中國官方精神病學刊物中的病例統計，九十年代的中國，因政治原因被關到精神病院的就有3,000多人。
而且，無論是從中國的整體環境，現行制度，還是具體案例這三個方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官方一直在利用精神病院和精神病藥物迫害政治異見者，或整治那些他們不喜歡的人。
第一，中國的整體環境提供了可能性：
全世界都知道中國是一個沒有法治，沒有新聞和言論自由，沒有民主選舉的專制國家。而一個沒有法律制約，沒有新聞監督，沒有言論自由制衡的社會，一定是一個黑暗的地方，而在最黑暗的角落，什麼邪惡的事情都可能發生。所以從整體環境來說，中國發生什麼都不令人驚訝。如果今天有人問，中國在鎮壓法輪功，打壓政治異見人士的過程中，會不會把精神病院和精神科藥物作爲系統性迫害的一種手段，我的回答是，這是完全可能的，因爲其整體環境，爲這種迫害的發生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中國的現行制度爲迫害提供了條件：
首先，中國的精神病醫院幾乎都是國營的，它和西方的同類醫院性質不同，例如美國的私營醫院根本沒有什麼黨組織，既沒有共和黨的支部，也沒有民主黨的黨委書記。而中國的國營醫院全部控制在黨的手裏。在任何一箇中國國營醫院裏，真正說了算的，不是那個醫院的院長，而是那個醫院的黨委書記。尤其是涉及到敏感的政治問題，包括如何對待法輪功，對待異議人士等，還是黨的書記說了算，他是醫院的最高仲裁者，過去是，今天還是。
所以這種黨控制精神病院的醫療制度，就爲政府、執政黨利用精神病醫院和精神病藥物迫害政治異見者和打壓法輪功學員提供了條件。醫院的工作人員，最後要聽黨的。在黨和政府的指令下，對政治異見人士和黨不喜歡的人進行精神迫害，是完全可能的。
另外很重要的是，中國有一種很奇特的，全世界其他國家都沒有的體制，那就是政府的公安機構主辦、領導精神病院。中國很多個省、市的公安部門，都有自己辦的「精神病管制院」。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國關押著名的政治異見人士王萬星的醫院，叫北京安康醫院，就是北京市公安局辦的。
再例如我的家鄉黑龍江，省公安廳也辦精神病院，叫「黑龍江省公安廳精神病管制院」，座落在哈爾濱郊外幾十公里的荒涼之地，與世隔絕。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去那裏探訪，它是監獄兼醫院，有高牆，鐵絲網，裏面是穿著白大褂的醫生和護士，但他們外面穿著白大褂，裏面穿的是公安警服，他們有兩個角色，即是警察，又是醫生。
這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現象，以前蘇聯有，後來蘇共垮臺後，俄國也沒有了。東歐的共產政權解體後，這種「警察精神病院」也消失了。只有中國還保留著這種奇特的現象：精神科醫生同時又是祕密警察。
中國大陸公安部門辦醫院，等於是在制度上爲他們利用精神病院進行政治迫害提供了一個方便的條件，使國家政權可以把他們不喜歡的人，他們認爲和黨中央在意識形態上不保持一致的人，他們認爲是法輪功學員的人，他們認爲是政治異見的人，以有「精神病」爲理由，關進精神病院。所以說，中國公安部門辦精神病院，是中國當政者迫害人的一個制度性手段，它是中國社會最黑暗的一個角落。
除了公安部門自己辦精神病院的弊端之外，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的公安部門負責組織對懷疑有精神病的人進行「司法鑑定」，這又爲當局利用醫學手段進行政治迫害提供了條件。
例如，在中國，關押著的犯人，或被拘捕的政治異見者，如果懷疑有精神病，就要做「司法鑑定」，由公安機構負責組織精神科醫院進行，很多這種鑑定都是由各地公安廳等主辦的「精神病管制院」裏的醫生來進行的，即由那些外穿白大褂，裏穿軍服的「警察醫生」鑑定，由於這些「警察醫生」是公安廳的下屬人員，因此在制度上就爲公安部門傾向什麼樣的鑑定結論，提供了方便。
即使把這種鑑定交給那些國營的精神病院來進行，由於都有黨組織的關係，官方仍有可能影響這些鑑定結果，但中國連這點都很少做，直接交給公安機關自己辦的「精神病院」鑑定，那麼幾乎是，想要什麼「結論」都可以得到。
有點精神病學常識的人都知道，精神病的診斷與其他器質性疾病的診斷很不同。一個肺癌病人，通過Ｘ光線，ＣＴ，穿刺檢查，腫瘤切片等輔助手段，就可進行相當準確的診斷。而精神病的診斷就不一樣，ＣＴ等輔助手段解決不了很大問題，因是涉及到腦子裏的「精神」、「意識」問題。到底哪裏出了問題，對今天的世界醫學界來說，仍是很大一塊空白，還待進一步研究和突破。因而現在對精神病的診斷，還主要依賴「問話」，通過和「患者」交談和背景了解等，來診斷他的思維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混亂，怎樣和現實「脫節」，如同查清人的大腦裏的電話線，到底哪裏連線短路了。
在這種情況下，對精神病的診斷就有很大的解釋餘地。如到底什麼樣的人是偏執狂？在中國如果一個人就是反對共產主義，就是想結束江澤民專制，你能否診斷他有精神病，他就是「偏執狂」？
例如前蘇聯當局就曾想把索爾仁尼琴打成「偏執狂」，因爲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被美國的傳記作家稱爲「單槍匹馬」「獨自」挑戰共產主義，寫出《古拉格羣島》，揭示共產黑暗，勇敢地表達自己的政見。
今天在中國，這種制度給公安機構提供了很大的空間。公安人員可以通過司法鑑定，引導或強迫醫生按公安局所要的結果。所以這是一個制度性的弊端。另一個很重要的是精神病的鑑定標準，西方國家基本都有比較一致的標準，中國卻有自己的社會主義特色的標準。由於這個「特色」，就導致中國精神病的診斷和西方醫學界不在一個起跑線上，不在一個標準上看問題。就等於你在自己那個空間上可以發揮解釋，而本來精神病的定義就是很大解釋餘地，如到底什麼是偏執，什麼是誇大妄想，什麼是躁狂，和其他器質性病變（如肺結核，肝癌等）的診斷相比，就有很大的伸縮性。而中國這種診斷標準的社會主義特色，再加上其他制度性問題，就爲官方和公安部門用精神病院和藥物迫害政治異見人士提供了方便和條件。
第三，中國當局利用精神病院進行政治迫害的案例：
如果說前面談的還只是制度層面，從邏輯推理的角度，那麼我們再看具體案例。我曾在中國北方一家精神病院工作過六年多。據我知道的第一手資料，以及後來從媒體上看到的，就有三個姓王的，因政治原因被打成「精神病」。
第一個是王福綿，他是黑龍江省伊春市林區的工人，爲揭露伊春地委書記的兒子違法亂紀行爲，他不斷上訪告狀，最後在北京找到《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申訴時，伊春市公安局派了車隊，埋伏在劉家附近，把他抓走，關進精神病管制院。然後，由黑龍江省公安廳組織精神科醫生對他進行司法鑑定，結果他被定爲「偏執狂」。按中國的精神病標準，如果「偏執狂」威脅社會，需要終身監禁。
王福綿就關在我上面提到的「黑龍江省公安廳精神管制院」，在哈爾濱郊區幾十公里外的地方，由那些裏面穿軍服，外面穿白大褂的醫生進行「治療」。劉賓雁和我都曾到這個醫院看過他，劉賓雁還爲此寫過「內參」，想救他，但沒有成功。
王福綿後來被釋放，放的時候，訂了幾條規矩，要求他「不上訪，不告狀，不和劉賓雁等壞人接觸，不翻案」等。如果他真有精神病，怎麼能釋放？它說明公安人員也認爲，他沒有精神病，否則你怎麼能給精神病人制定規距呢。這是在八十年代發生的事。
第二個姓王的，是北京的王萬星。十多年前他在天安門廣場打出一個橫幅標語，要求給六四平反。中國當局將他抓起來，關到精神病醫院，迄今已被關了13年。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都報道過他的事情，北京公安部門一直不放他。有時短期釋放他，也要提出苛刻條件，要求不做這個，不做那個。你怎麼能要求精神病人做出什麼保證呢？這個保證本身說明北京公安局人員也認爲王萬星沒有精神疾病，是個政治異見人士。
第三個姓王的，是上海的王妙根。據美國之音等媒體報道，王妙根是上海的異議人士，參加了民運組織中國民主黨。1993年春，王妙根被上海公安人員帶走，然後定爲「精神病人」關進上海安康醫院，長達近四年。上海的安康醫院也是公安局辦的。
王妙根後來被釋放，1999年5月又因從事民運，再次被公安人員關進精神病院，迄今已九年。上海異議人士李國濤曾撰文說，經他多次調查得知，王妙根的朋友以及街坊鄰居都說，王是一個精神正常的人。在王妙根短期釋放期間，李國濤還和他數十次來往和交談，也沒有發現他有什麼精神病。李國濤的結論是，王妙根完全是因爲政治見解而被關進精神病院遭受迫害。
在十三億人的中國，到底有多少個王福綿、王萬星、王妙根，沒有人知道。外界現僅知道人權觀察組織上述那個報告中的數字，在九十年代，有三千人因政治原因被關進精神病醫院。而進入21世紀之後，有多少人被關進精神病醫院，現在還沒有人統計。但最近海外媒體報道，過去幾年間，法輪功學員被關進精神病醫院的就達一千多人，被藥物迫害致死的已有13人。
中國精神病學協會說，他們沒有把正常的法輪功學員關進精神病醫院，只是把真正的患者收入精神病醫院，只不過由於他們的診斷技術和醫療用藥上出現些差錯。我認爲這完全是謊言。因爲如果他們說的是真話，那麼爲什麼不允許國際精神病學會派專家去中國，對王萬星，王福綿，王妙根以及上千名被關進精神病院的法輪功學員，進行獨立的調查和司法鑑定？
中國這個「不允許」本身，就等於告訴世界：那裏有名堂，那裏有黑暗，那裏有不可見人的事情。中國政府不許外界調查，就等於承認那裏有政治迫害。
怎樣解決這個問題，起碼應採取三點措施：
第一，呼籲世界輿論關注。
國際社會的聲音是相當起作用的。當年蘇聯利用精神病醫院迫害政治異己，就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而被迫退出世界精神病協會。今天，中國利用精神病院迫害精神正常的人，是相當惡劣、殘忍的。我對此深惡痛絕，因爲我在中國的精神病醫院工作時，親眼看到精神病人的悲慘遭遇。如果一個正常人服用精神病藥物，要有多痛苦，而且最後會吃成真的「瘋子」。就象日本電影《追捕》中，高倉健飾演的橫路競二那樣，吃藥吃到要他跳樓，他就跳樓。那個環境，那種氣氛，那種所謂「治療」，完全是在把人「慢性謀殺」。因此必須呼籲國際社會充份重視這個問題。
第二，呼籲世界精神病學會堅持去中國調查。要求對那些被關進精神病院的政治異見者和法輪功學員進行獨立的鑑定。如果中國政府不同意，就等於他們承認，他們在利用精神病醫院和藥物進行政治迫害。
第三，呼籲中國人關注這種政治迫害問題，讓更多的中國人了解這方面的內幕，尤其是共產黨的本質：它是一個野蠻、專制的政權，必須結束這種共產暴政，才能最終停止這種用精神病院迫害人的黑暗和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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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記者王文怡今天紐約報導，二零零一年四月三日，日內瓦，聯合國人權會議，主場會議廳。著名英國倫敦大學學者和研究員 羅賓．蒙洛，被主席團邀請上臺，向來自世界各國的代表團介紹了他的權威性研究結果──「中國司法精神病學和濫用」。
在這個瞻前回顧性研究中，蒙洛引用大量來自中國精神病學國內雜誌報導的病例, 向國際社會說明中國精神病醫院是如何被做爲政治壓制手段，迫害政治異議人士的。蒙洛特別指出「在九十年代末之前的二十年裏, 中國精神病院的政治案開始穩定下降。從報道的佔住院人數的百分之十五降到百分之一或稍多一點」。人們以爲，在中國運用精神病醫院和精神病藥物搞迫害的現象正在消失，情況在變好。然而，蒙洛先生說，從一九九九年下半年開始, 大量病例報道又開始出現，中國大陸與國際人權組織傳出來的資料顯示，在這些近千名的新病例中絕大多數是被公安強行送入精神病院的法輪功修煉者。至此，中國當權者江澤民針對法輪功學員動用精神病院和精神藥物進行迫害的內幕被扯開。
早在八十年代，在二百多位政治異議人士被原蘇聯當權者強行關入精神病醫院接受高劑量抗精神病藥物治療的消息暴光到國際社會時，世界精神病學界一片譁然，要求調查蘇聯精神病院和醫務人員參與濫用的呼聲高漲，面對參與迫害的事實和無法改變蘇聯當權者意願的現實，與日益增加的國際社會輿論壓力，蘇聯精神病學會宣佈自動退出世界精神病學會，並承諾在改變濫用局面後重返國際精神病學會。
二零零一年五月至八月，包括世界精神病學會，英國皇家精神病學會，日內瓦精神病學先驅，和美國精神病學會在內的多個精神病學團體分別通過決議，譴責中國當政者江澤民及政權強行將法輪功學員關入精神病院和強行服用抗精神病藥物。決議要求世界精神病學會組織調查團赴中國進行獨立調查。二零零四年一月，世界精神病學會宣佈：經過兩年的協商，四月六日世界精神病學會將派人赴中國，與中國精神病協會合作進行調查。但世界精神病學會將獨立抽查病例，單獨會見接受過＂藥物″的法輪功學員等。然而在約定成行日的前一週，中國當局通過中國精神病協會，照會世界精神病學會，單方面取消即將成行的調查。今年五月底，中國精神病協會透過世界精神病學會，發出聲明。聲明中，中國精神病協會向國際社會承認在對待法輪功學員問題上，一些地區或醫院有濫用精神病醫院和精神病藥物問題。中國精神病協會稱這些濫用問題，主要是由於醫務人員「診斷不當」，或「誤診」，和「治療不當」的問題，並不存在系統性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現象。
本報記者就此採訪了世界各地的精神病學專家，學者，在中國精神病醫院工作過的人士，家人被精神病醫院關押多年仍未釋放的家屬，和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現將訪談部份內容逐一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