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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北京饭店的阳台上亲眼看到遭到军队枪击的受难者被三轮车送走，而我为报道此事所采访的同事也目击了同样的场景。刘易斯 . 西蒙斯(lewis Simons)，一位长期为“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工作，后来又为奈特-里德联合报业(the Knight-Ridder newspaper chain)工作的亚洲记者，六月 四号礼拜天的凌晨恰恰从广场的东北角观察了整个事态：“我看到军队用机关枪向四百之众的人群分别拦腰扫射了三次”，告诉我，“我数了，第一次有五具尸体，第二次我数出了六具尸体，第三次我数出了二十多具尸体，也许三十具。这就是屠杀了。而且，到目前为止，我认为那里就是天安门。”
当汤姆.明蒂尔(Tom Mintier)和我把我们的摄影器材悄悄从藏身的角落扔 开时，军队恰好在那一刻开枪，而建翁(Jan Wong，音译)，一名“多伦多环球与邮政报”(Toronto Globe and Mail)的记者，那个周日晚些时候人就在北京饭店。“我看见军人们以直射角度向人群开火，人群中许多试图逃跑，”她说，“我看见他们三次直接开枪射入人群后背。我就站在那里，计算他们的连发射击的次数。”
死亡的总数仍然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从见证人、参与者、观察家、学者和记者后来发表的大量报告来看，对于伤亡数目没有一致的说法。此一现象并不奇怪。在无政府状态和戒严令之下，几乎没有可能进入每家医院并从惶恐的医生以及死难者亲属那里获得准确的信息。在镇压之后接踵而至的高压环境里，传闻与推测中的死亡数字高达数千，即便在中国官方坚持强调伤亡不超过三百的时候，传闻和推测也是如此。我倾向于避免这一夸张的说法，并持续敦促CNN谨慎对待任何有关数字。但是中国红十字会官员与某些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员谈话时，确实首先采用了2600人死亡这一数字。然而，不久后，红十字会又否认了这一说法。这之后他们拒绝与记者谈话。对于我们这些试图找出一个可信的相关数字的人而言，这简直算不上什么麻烦。很快，来自官方的压力就导致大部分医生和院方拒绝回答记者的提问，而政府方面也拒绝透露任何死亡者的姓名。传闻经久不息：一些被害者的尸体已经被秘密处理掉了。遇难者亲属过于恐惧，不敢出声。这些传闻的见证人，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同事们，则没有能力确定准确的伤亡数字。这些朋友曾经告诉我们有受难人的头骨被流弹击碎；这些同事参观过一个官方确认的停尸房，那里曾经停放过许多禁止记者看到的尸体。
事实是，除非确凿无疑，也许我们永远无法获知确切的死亡总数了。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确切的数字和关于究竟受难者是死在天安门范围内还是死在街上这个问题，模糊了道德与政治的界限。事实上，面对大量手无寸铁、了无防御能力的示威人群，中国军队受命于领导核心，解除了开枪禁令。而这些示威者大部分不过是为了政治改革参与了一场非暴力的抗议活动而已。(开枪镇压)这一行径严重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合法性。特别是这一行径发生在首都和知识分子及学生中间，它践踏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而且将永久性地玷污邓小平的遗产。六四周年记念日，将可能如阴影一般数十年如一日萦绕在独裁者周围。
大屠杀两周以后，中国外交部长邀请外国记者及电视制作人员参观天安门广场，我失去了这次机会。镇压过后我精疲力竭，到香港去度长周末，探望琳内（Lynne）和丹尼尔（Daniel）（作者的妻子和儿子—译者）。
……在香港，当走过霓虹灯闪烁、时尚着装人流拥挤、商店林立的街区，我迷惘失措，心绪不佳。我被替换出京，到此省亲，却无法将北京驱逐出自己的心。我试图享受数月以来难得的良宵酣睡，却发现要摆脱如影随形的恶梦十分困难。我盼望这短暂的休息足以使我几周后康复，以便恢复在中国的工作。
与此同时，在北京长时间的限制几乎消停时，汤姆.明蒂尔接替了我的报道工作。在官方组织的巡视中，辛德陪他一道去了广场，广场空旷而安静。当白色的撒水车向路面喷水，工人们以石膏修复革命英雄纪念碑破损处的时候，手持来福枪的士兵们沿广场四周执行警卫任务。“我们执行戒严令的军人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青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陆军上校李之云(Li Zhuyun—疑为Li zhiyun---译者)站在辛德的摄像机前抑扬顿挫地说：“军车没有碾轧一个人。没有发生大屠杀。”
“魑魅魍魉，一如鬼域，”辛德后来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他们清除了所有民主运动的迹象，但是他们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那些面孔。”
经过这个喧嚣的春季，辛德总是随身携带一个来自西藏的袖珍佛像。她把这佛像当作幸运符，总是在高度紧张或危险时刻下意识地伸手进衣袋握住它。“今天，领教李上校微笑的谎言，回忆起所有那些面孔，我伸手触到我的佛主。佛主碎了，刚刚碎为残片。谎言的力量太强大了。”(完)
作者为CNN记者，译者为中文记者、作家，译文已获作者授权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