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化的陷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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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受了特務長達兩年多的全天候監視及其他種種政治迫害後,筆者不得不忍痛逃離中國。這兩年當中種種噩夢般的經歷,至今筆者都不願意多去回想。曾有朋友要求我將自己的經歷寫出來,但我卻一直沒有寫作的衝動。除了種種不得不顧及的因素之外,最主要是因爲現在還不是時候。但是在夢中,我還是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到中國,也常常因夢中「回去的經歷」而被驚醒,渾身冷汗。過去幾年的創痛,要想從心中徹底清除,恐怕不是短期內能夠做到的。
民衆的心態,尤其是精英的心態在這五年間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犬儒主義已經成了一種普遍奉行的生存哲學。不少中國人已經不願意面對現實,他們的想法是:「只要我過得好,別人怎樣,不關我的事。哪個社會都有失敗者。」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讓人們將自己的良心負擔輕輕卸掉。
就在前幾天,兩位剛剛回大陸探親的朋友對我談到過他們回國的經歷,一位已經功成名就的名牌大學教授對他們談到:「『陷阱』寫的雖然都是中國的現實,但我看着就覺得堵心,寫這些幹什麼?我已經不再年輕,也不想在自己年紀漸老,競爭能力與承受能力都弱化的時候,再在亂世中度過。有些事情,眼不見心不煩。」我無意責備這位教授,也相信持這種看法的人不是個別。
但我卻清楚地知道,這種心態並不能讓他們就此自外於中國的風風雨雨,該來的一切最終還是要來。只要這世界上有一個「奴隸」存在,每個人都有可能淪爲「奴隸」,因爲罪惡的「奴隸制度」還存在,任何人就不能保證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子孫孫能夠不成爲奴隸。
這位朋友談到的另一件事情讓我爲之動容,儘管我見慣了「黑夜」。她談到,與她父母同住一所軍隊大院的一位女孩,其祖父是軍隊高幹,其父母都是高校教師,女孩大學畢業前夕在公司實習,受到上司的性騷擾,憤而離去。回到學校宿舍與同宿舍的女同學談起此事,結果同學們異口同聲地勸她:「你可要想清楚呵,這是個機會,別後悔啊。」這位女孩痛苦莫名,其父母親也憤怒傷心,無奈中得出一個結論:「就算是父祖兩輩保住了中上層社會地位,但兒孫輩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怎麼活啊?難道真要當婊子?」
我想起了美國與美國民衆。我來美國之後不久,美國經歷了「9·11」劫難,但美國人民讓我看到了什麼才是偉大的人民。我曾經兩次到一位美國農民家裏做客,男主人年事已高,不能夠再從事農活,現在幫電腦公司設計軟件。夫婦倆爲人和善,心態開放,對美國的政府、政治以及國際形勢都有自己的看法,中國許多大學教授的看法未必比他們高明。
我喜歡他們,當聽到他們從容不迫地縱談天下大勢時,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我們中國的民衆如果也能象他們一樣,能接受好的教育,能夠告別怯懦,不再崇拜權勢,可以無所顧忌地自由批評政府與總統而沒有任何擔心,那該有多好啊。我還想到了美國人的祖輩,是他們的負責任與勇於犧牲,使得他們能夠在地球上建立了一個自由的國家。
我讀過這樣一個故事:在「波士頓傾茶案」發生之時,移民們就要不要與英國這一宗主國開戰發生了爭論。最後的結論是;戰爭也許不是近期內必須的,但在未來也不可避免。既然只是遲與早的問題,那麼就讓我們來解決這個問題,不要將它留給我們的後代。
我還必須提到Scholar at Risk與the Scholar Rescue Fund這兩個項目,及其負責人Rob Quinn先生的熱情幫助。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是他們給了我及時的幫助,爲我從國內逃出來的最初兩年提供了必須的生活條件與學習條件,度過了人生最艱難的時期。我還要感謝芝加哥大學與紐約城市大學斯塔騰學院,以及我在復旦的同學夏明教授,我來美國的前兩年是在這兩個大學度過,這段時間使我能夠學習英文並從身心交疲的狀態中得以恢復。
我還要感謝宋永毅先生,普林斯頓大學與Perry Link教授,他們給我提供了我亟需的幫助。由於許多原因,還有一些曾給予我許多幫助的朋友,我不能一一列他們的名字,但我將永遠記住他們的慷慨與熱情。在時下的中國,錦上添花之舉隨處可見,但能夠雪中送炭的朋友卻是越來越少。
我希望有一天,我,以及與我命運類似的其他流亡者都能夠在免除恐懼的狀態下,有人格尊嚴地回到中國。因爲那樣一箇中國,正是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無數仁人志士爲之奮鬥的目標。
2003年7月上旬寫於美國東部 (博大出版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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