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华府的一次声援提案的集会上，有记者问，这种谴责对于中国改进人权能起多大用处呢？有人回答说，外界施加压力，总能让中共多放几个人出来。
要知道，中国就人多，放一抓十，用13亿百姓作人质，中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我们要联合国谴责，就为了放几个人出来？听起来，人们对于中共有点无可奈何。
其实，我们太高估了中共的自信。
我在“中共人权面面观─伪装代替改善”一文中，提到“六四后的中共，是背负著沉重的人权十字架重返世界舞台的。”
也就是说，人权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已经绑到一起了。
毛泽东可以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邓小平可以说，“天下是老子帮著打下来的”。他们都有坐定天下的某种“自然合法性”。
而江泽民是在全世界强大的人权谴责声中，踏著六四鲜血上台的，完全丧失执政合法性。
等到邓小平死了，江泽民为了树立自己的“强人”姿态，想过一把“狂人瘾”，想3个月铲除法轮功，没想到“抽刀断水水更流”，迫害法轮功成为江泽民集团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一宗人权包袱。
于是，如何避免国际人权谴责几乎成为有关中共能否在国际上立足的头等大事。
这么说吧，中共的合法性有国内国外两条生命线：
对国内人民而言，就是经济是否发展，所以中共不惜“用后代的资源营造今天的繁荣假象”；
对国际社会而言，就是人权是否改善，所以中共用尽手段也要杜撰出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人权最好时期”。
看一看中共化在逃避人权谴责上的种种努力，就知道“人权谴责”对于中共是多么致命的打击：
每年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中共要派出数百上千人前去游说；用巨款去收买小国，用经济领土利益去同大国作幕后交易；用事实上的纯粹中共政府机构比如全国妇联，工会等去冒充“非政府组织”在人权会议上为中共的恶劣人权辩护；供出信奉无神论的几大“宗教领袖”去作伪证，说中国人民享有信仰自由……
这几年，中共还用尽各种手段来欺骗外界舆论：抓人再放人，请记者参观监狱，采访被洗脑监控的受害者，搞私底下的“人权对话”，用市场作诱饵分化西方大国，等等等等，在“伪装人权”方面，中共可谓“呕心沥血”。
而且，在香港、台湾问题上的“一国两制”也使中共遭遇巨大的民间人权压力。
看得出，背著沉重的人权包袱的中共，是把“伪装人权”问题看得相当重要的，看成了“政权合法性”的生命线。
而西方各国在谴责中共人权上的犹豫，被中共用物质利益造成的分化，中共每每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成功阻止谴责议案的通过，都将加剧中共继续用“人权游戏”对付外界，对内持续人权迫害的行为。
如果联合国响应海内外要求谴责中共人权的呼声，很可能从中共内部催化进步力量，彻底摔掉江泽民集团给中共带来的人权负担，废除中共用“伪装代替改善”的企图。
只有这样，中国人权才能有真正的进步。
参考：
中共人权面面观─伪装代替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