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同年7月20日江氏集團突然全面公開了對法輪功的全面鎮壓，動用整個國家輿論工具對法輪功進行鋪天蓋地的誹謗，使中國和整個世界充斥着彌天大謊，法輪功從此蒙受不白之冤，一時間「425」也被很多人說成是搞政治以及引發鎮壓的導火索。
本文試圖在第五個「4.25」到來之際，回顧當年「4.25」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還歷史本來面目，意在進一步曝光「4.25」真象，幫助人們正確思考發生在中國的浩劫以及「4.25」事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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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二、4.25和平上訪 圓滿解決達共識
有人認爲法輪功學員「4.25」萬人上訪是導致隨後遭受鎮壓的原因。事實是，第一、4.25和平上訪完全是符合法律與情理的，第二、4.25當日，在國務院總理的直接關注下，法輪功學員和信訪辦領導經友好面談後隨即達成共識，合理解決了迫使法輪功學員上訪的天津暴力抓人事件。當晚，白天只坐在防彈車裏「巡視」一番的江澤民無名惡氣難耐，模仿毛澤東當年寫大字報發動文革之舉，連夜給政治局寫了一封信，強行以個人意志和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總理的決定，將對法輪功的迫害全面化、公開化。
1．直接誘因：天津事件
1999年4月11日，科痞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青少年博覽》雜誌發表了題爲「我不贊成青少年煉氣功」的文章。何在文章中再次引述了其在1998年北京電視臺使用過的事例來批判法輪功。何祚庥對該事例的惡意引用曾釀成「北京電視臺事件」，並因此在電視臺事件的解決過程中被充分澄清，何的有關文章也已從此受到北京市宣傳系統的嚴格抵制。
1999年4月何祚庥在天津發表的文字，污衊煉法輪功會使人得精神病，並暗指法輪功會亡黨亡國。此文與近年來先後出現的十餘家新聞單位在沒有深入調查的基礎上對法輪功進行的歪曲報導口徑相同；其對法輪功的攻擊也與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發出的《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的意圖相合。（該通知先認定法輪功是「謠言邪說」，隨後要求各地公安政保部門據此開展調查以便取證，導致新疆、遼寧等地公安機關，視學員正常集體煉功是非法集會，強行驅散法輪功學員、非法查抄法輪功學員的私有財產甚至非法打罵、罰款、拘禁、關押。）
當時各地法輪功學員不但受到多方騷擾和打壓，而且全國大小媒體都不給法輪功正面說話機會。在這種情況下，依照中國憲法對信仰自由的有關規定，以及國務院1997年發佈的《出版管理條例》第三章第27條規定（「報紙、期刊發表的作品內容不真實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當事人有權要求更正或者答辯，有關出版單位應當在其近期出版的報紙、期刊上予以發表；拒絕發表的，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訴訟」），天津的法輪功學員於4月18日至24日紛紛前往雜誌社及其它相關機構反映自己修煉法輪功後的身心受益情況，並期望雜誌社編輯部澄清事實，消除該文章惡劣的社會影響。
該雜誌社開始表示改正，但後來卻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拒不認錯。事態的發展引起越來越多的法輪功學員關注，前往該雜誌社交涉的人也越來越多。4月23、24日，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出動防暴警察，毆打反映情況的法輪功學員，導致學員流血受傷，並抓捕45人。
幾年的種種輿論攻擊突然發展到此次在天津動用公安警察使用暴力，迫害的嚴重升級震驚了法輪功學員，「天津事件」的消息因此在各地法輪功學員中迅速傳開。當法輪功學員請求放人時，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這個事件，如果沒有北京的授權，被逮捕的法輪功羣衆不會得到釋放。天津的公安亦向法輪功學員建議：「你們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
至此，法輪功學員們在正常申訴得不到合理合法的解決，反而遭到非法毆打、逮捕的情況下，只能向上一級單位國家信訪部門反映情況，維護自己的權益，制止對方的違法行爲。
2．真誠信賴、和平理性
法輪功學員平日通常都是在清晨上班前或者傍晚下班後參加煉功點的集體煉功的，所以每個人往往各自都有幾個相對比較熟識的功友，煉功點上的輔導員更是義務協調人，自願地起着爲大家服務的作用，大家都很關心自己的煉功環境。天津使用暴力抓人以及天津放人需要北京授權的消息傳出後，功友們迅速口耳相傳，消息很快在各地部分法輪功學員中傳開，更多的學員開始議論此事，覺得應該大家一起想辦法使這一事件達成一個正面的結果，以避免整個大環境的進一步惡化，維護自己煉功和修煉的權益。
從4月24日晚開始，懷着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期待，法輪功學員紛紛自發地走向國務院信訪辦。由於絕大部分學員從來沒有和國務院信訪部門打過交道，而且有一部分是外地趕來的，所以很多人都在問路，有的知道具體名字的問國務院信訪辦在哪，有的聽說在中南海附近，有的聽說在府右街，就直接詢問去中南海或者府右街怎麼走。第二天上午，不知不覺已有至少萬名法輪功學員趕到了府右街一帶。
順便一提，當時中國大陸學法輪功的人數已達到七千萬到一億，僅北京的法輪功學員人數就不止幾十萬。因爲事發突然，時間倉促，得以清楚知道天津事件緊急狀態的學員畢竟是少數，而且因爲沒有組織體系，能在4.25及時趕到中央信訪辦的學員更是少之又少。
4月25日，朱鎔基在國務院大門口偶然遇到上訪人羣，並接見了上訪法輪功學員的代表，使和平上訪得到和平合理的解決。
以上四圖：1999年4月25日，萬名法輪功學員北京和平上訪。
家住北京海淀區的C女士回憶說：4月24日晚7點有幾個功友跟我講了天津學員被打被抓的事情經過。他們說有的學員想去國務院信訪辦公室反映情況，個人願意去的可以去。於是我和四、五個學員乘車於當晚8點一同來到了國務院。
北京朝陽區的P夫婦回憶說：4月25日一早，府右街西邊人都滿了，街對面（國務院所在地）沒有人。年輕的學員在最前邊站成一排，讓出了人行道和盲人道，最前排學員的後邊一直到牆角都坐滿了學員。大家都非常安靜。
學員們從四面八方來，密密麻麻地排滿了附近區域大街小巷的路邊。但是，交通沒被堵塞。隊伍中有不少七、八十歲的老人；有即將分娩的孕婦；也有抱着剛初生嬰孩的母親。許多人爲了減少上廁所的次數，都只進少量食物，甚至滴水不飲。誰也不清楚誰來自何方，他們是「從無中來，又到無中去」（明慧網一位目擊者的敘述）。
明慧網2004年2月15日發表署名文章「4.25朱鎔基帶我們走進中南海」，當年參加「4.25」上訪、在中國科學院攻讀博士的法輪功學員石採東回顧了當時上訪和會談的細節情況：
4月25日早晨，我到達府右街北口時大約七點半鐘。府右街和附近的街道兩邊已經站了許多學員，大家或站、或坐、沒有和行人交談，有的手裏捧着書在看。人雖然很多，但既沒有阻塞交通，也沒有喧譁聲。馬路上騎自行車上班的人們如往常一樣地趕路。我穿過西安門大街，進到南邊的城區。小區裏也有許多人，公廁旁邊等着上廁所的人排着十多米的隊伍，秩序井然。我是第一次來這裏，連門在哪裏都不知道。心想先轉一圈，希望遇到認識的同修。於是順着府右街西側往南走。街道兩邊的學員排列得整整齊齊，靠外側（馬路）的學員站着，靠裏的學員坐着，手裏捧着《轉法輪》。從他們的衣着看，有些是從農村來的，透着樸實和善良。沿途我沒有見到我認識的學員，倒是隨處可看到一些年輕人拿着對講機在報告情況，衣着和普通人差不多，可能是便衣。
正往前走，忽然身後人羣中響起了由稀而密的掌聲，在清晨的寧靜中顯得清脆。我轉身往回看，幾十米之外，朱鎔基正走出對面的大門（原來我剛才經過了中南海的西門），身後跟着幾個工作人員，朝大門對面的學員走來。坐着的學員站起來鼓掌，大家看到朱鎔基出來都很高興，沒想到他剛上班就出來接見學員，都想圍上去向總理反映情況。我快步往回走，從人羣裏往朱鎔基身邊靠近。這時，有學員提醒大家在原地不要動，維持好秩序。
朱鎔基大概已經得知法輪功學員上訪，大聲問道：「你們來這裏幹什麼？誰叫你們來的？」站在他面前的學員不少是從農村來的，大多沒有吱聲。
「你們有宗教信仰自由嘛！」他接着說。
「我們是法輪功學員，我們來反映情況。」人羣中有學員回答道。
「你們有什麼問題，你們派代表來，我帶你們進去談。」朱鎔基停了一下，接着說，「我也沒法和你們這麼多人一起談呀！」
朱鎔基讓選代表進去反映情況。但是大家都是自覺來的，甚至彼此大多不認識，也從沒有想過要選代表。因爲平時煉功就是自覺自願的，想煉就一起煉，沒時間就忙自己的事，從來沒人登記，也沒查過人數，更不用說選代表。
「你們有代表嗎？你們誰是代表？」他又問。
這時，我已到了距離朱鎔基不過2米的地方。「朱總理，我可以去。」我首先自告奮勇地從人羣中來到他身邊。
「還有誰？」朱鎔基問。「人不能太多。」朱鎔基在站出來的學員中指了我們先站出來的三個人。其實，我們不是推選出的代表，而是毛遂自薦的。
朱鎔基轉身帶着我們朝南海西門走去。他邊走邊大聲問道：「你們反映的情況我不是做了批示嗎？」
「我們沒有看到呀！」我們幾個都愕然地回答。
他可能意識到了什麼，換了話題說：「我找信訪局局長跟你們談，找副祕書長跟你們談。」說着轉向工作人員，吩咐找人。這時我們已經到了中南海西門警衛傳達室前。工作人員示意我們止步，帶我們左轉進了傳達室，而朱鎔基進中南海上班去了。
傳達室很乾淨。靠西牆的桌子上是電話及切換設備，擺着幾把椅子。幾個年輕的警衛來回忙碌着。不一會，進來四位三、四十歲模樣的官員，但我一個也不認識。其中一位四十多歲坐在我對面，按朱總理的意思，應該是信訪局的負責人。「我們受總理委託來了解情況，你們先登記一下。」他說。我們三個依次報上姓名、單位和電話，他們每個人都在記錄。我這時才結識另外兩位學員。
其中一位女學員是北大某電腦公司的職員，她首先說：「何祚庥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覽》上發表污衊法輪功的文章……」
「誰？」信訪局的那位負責人似乎沒聽清，打斷她的話問道。
「何祚庥。」我們幾個一起說。
「不就一個何祚庥嗎？！」他邊記錄邊說，語氣中透出幾分輕蔑。
「又是何祚庥？！」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