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蒋彦永提案与丁石荪提案
第一，文革、六四事件、镇压法轮功，这三波镇压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对文革死难者、关押者的平反和对文革的正名，对六四死难者、关押者的平反和对六四的正名，对法轮功死难者、关押者的平反和对法轮功的正名，也应当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蒋彦永医生和丁石荪教授的两个提案，有共同的价值，那就是对于第二波镇压和对第三波镇压同时喊“不”，同时要求还原真相，同时要求澄清事实，同时要求惩治罪魁祸首和帮凶，同时要求赔偿受害人损失并恢复名誉，同时要求争取《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思想自由、信仰自由。
第二，六四事件和镇压法轮功不亚于文革的残酷，甚至比文革更残酷，受迫害物件的底线越来越低，降低到什么程度呢？降低到学生、平民，再降低到没有任何政治诉求的普通百姓。因此，天安门母亲、人权活动者、民运人士、政论人士以及蒋彦永医生和法轮功团体、法轮功学员、丁石荪教授的努力将面对更大的艰难阻力，也是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勇气、良知和正义感也就显得更为珍贵。
第三，与六四相比，法轮功唯一不同的是中共对它的迫害更加持久，打击面更加宽广，手法更加隐蔽，资讯封锁更加严密，那么丁石荪教授的提案所遇到的艰难阻力比蒋彦永医生的提案更大，因此，丁石荪的这个提案，它的份量更重，更可贵。
第四，从2001年到2004年的网路文字狱和民间维权的冤假错罪案来看，除文革、六四、法轮功之外，那就是对网路异议人士和民间维权人士大规模的镇压、逮捕、审判、关押和其他种种迫害，也就是说，除文革、六四、法轮功之外，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第四波镇压。这四波镇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为了捍卫中共特权，尤其是捍卫中共少部分人的最高特权，而不惜一切代价对民间和平力量实施暴力、恐怖、收买、统战、谎言等清洗行动。但是这些清洗行动，必然遭到反对，而且反对者必然胜利，因为道义不在中共那里，它没有占据道德制高点。
二、蒋、丁提案的必然性
一个历史人物的出现，一个重要提案乃至政策、制度的出现，只要有这种土壤，人民有这种诉求，当它形成一定规模的时候，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必然会出现。就好像今天我杨银波接受你红峰的这个采访，这是偶然的吗？不，这是必然。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真相，我走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人，写了很多记录和思考，这种记录和思考是以人民诉求为根本的，因此这些记录和思考是有价值的，我要传播这些价值，而海外媒体、港台媒体、中国民间媒体有这种传播价值的机会，我必须珍惜这些机会。讲话，讲真话，不惜一切代价地谈论这些看起来很敏感、但又必须谈论的问题，使它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把问题公开化、透明化，放在媒体上、桌面上谈，只要问题公开化了，增加交流、认同和共识，这样才有解决的可能。这也是我们自己学习民主，走向文明的一个过程。
三、我的六四启蒙
我是1983年正月十九出生的，今年21岁，六四发生的时候我才只是一个六岁的孩子，还在上幼稚园。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民工潮刚刚起步，一些很早以前就到过北京的民工曾经亲自见证过六四，这些人当中有我的老乡，我们交谈了很多，听过很多，这是最早的六四启蒙。然后在16岁的时候，也就是1999年，我从地摊上看到了一些民间的书籍，有这些事情的记载，文字、图片都有。2001年10月，我走进互联网，一直到2002年7月才通过《动态网》看海外网站，《动态网》的首页链结我几乎都打开看过，尤其是《北京之春》、《六四档案》，还有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像张敏主持的《心灵之旅》，北明主持的《华盛顿手记》，以及张良写的《中国六四真相》。当然，以后对六四的了解，主要是通过采访，比如采访郑贻春、张林、杨天水、杨春光等大陆朋友，他们都亲自参与甚至领导过这场民主运动。
四、邂逅法轮功
第一次是1998年，当时只是知道中国有这样一种思潮。然后1999年8月1日，我16岁，当时我在重庆市江北区，那天我和一个朋友在一个厂里面碰见一群老人，手里拿著《转法轮》，答录机里播著音乐，非常热心地向我介绍。没过几天，那些书就被当场焚烧了。然后也是通过网路和海外电台，慢慢地增加对这个群体和这场迫害的了解。现在我谈谈我的个人观点：尽管我至今都不是法轮功学员，但自始自终我都坚持认为，无论是什么重大的问题，必须纳入正规的、程式化的法律轨道；党主意志、私设公堂、酷刑虐杀，这些都是王朝特征，是真正的反现代文明之举。在这里，我顺便向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推荐一篇文章--今年3月13日，也就是前天，郑贻春教授写的《恢复法轮功的合法地位》，在《大纪元》可以找到。这是一篇有史以来大陆公众知识份子最有胆识和气魄的关于如何处理法轮功问题的文章，希望大家都去看看。
五、两会对蒋、丁提案的回应
3月14日，温家宝只回应了一下蒋彦永的上书，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的时刻，党中央紧紧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地稳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他这个回答，说了等于没说--按我们的俗话讲：有它没它，都那么回事儿。我看了一下《苹果日报》、BBC这些媒体的反映，我认为有两个问题我必须讲出来：第一，胡温没有新政，共产党除了搞政治斗争是第一流之外，高层面向公众的言辞差不了多少，它的高层政治统一也是第一流的。判断新政、旧政，不能看表面，要看它的执政基础，意识形态，具体的行政能力，最重要的是看它的执政效果，从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国人的精神、道德、心灵状态等多方面来观察。第二，海外媒体、港台媒体，乃至大陆民众有相当一部分完全就是一厢情愿，寄予新领导班子太多期望，太善意了。现在的路怎么走呢？以民间推动官方，以民间作为先导来推动中国走向良性回圈，民间是第一位的。公民社会，这是一个目标，相对中共来讲，中国民盟主席丁石荪也是民间倾向的。不要太看重结果，关键是要说话，要合法地、非暴力地行动，要有这样的和平的争取过程，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蒋彦永提案、丁石荪提案，这是一个过程，一个不必在乎结果，但是一定要注重过程的维权行动。这个行动是有传染力和感召力的。
六、打压蒋彦永、丁石荪？
打压了又怎么样？能够打压干净吗？一个蒋彦永被打压，千万个蒋彦永站起来；一个丁石荪被打压，千万个丁石荪站起来。这几天，我倒是看到另外一种说法，说是因为蒋彦永2003年揭露SARS真相，某些人怀恨在心，要打压他，然后高层里面的某些人就把他今年2月24日“为六四正名”的上书给了海外媒体，然后海内外空前轰动，然后抓你蒋彦永的把柄，抓住这些千丝万缕的轰动效应，给你蒋彦永治罪。这种说法我是极不赞同的。为什么呢？共产党有那么苯吗？共产党有那么傻吗？既能抓你蒋彦永，又能引起关于“为六四平反”的世界舆论反响，那么不是解决了一个小的麻烦，又出来一个大的麻烦吗？舍大求小，能有这么愚蠢吗？所以我的看法是，党内确实存在有胆有识之士，但最重要的是被民间称为“真话英雄”、“民族英雄”的这个蒋彦永。要颁奖的话，还是民间得第一名。
七、普通老百姓能做什么？
其实，两个提案不仅考验官方，更考验民间和海外。考验我们的远见，考验我们的良心，考验我们的勇气。3月14日，我刚刚编撰完一篇文章，叫《2004轰动中国：蒋彦永上书》，这篇文章有8329字，这篇文章里真实地记录了大陆普通老百姓的心声。比如李明（教师）说：“向蒋彦永学习做正直的中国人。”蒋正君（教师）说：“声援蒋医生，公道自在人心。”董宇（公民）说：“坚决支援蒋医生，中国需要这样的民族英雄，这是中国人的脊梁！”赵晗（公民）说：“蒋医生是老实人。北京一千多条人命都是他间接救的，是北京的救命恩人。”我觉得这些话，其实就是力量。蒋彦永和丁石荪的提案，对我们的启示，就是对良知和正义的恢复，这与权势无关，甚至与知识的多少都没关。要讲真话，那就要拒绝谎言；要讲正义，那就要拒绝邪恶。公民社会的建立，首先是建立真正的公民，这是公民社会最小的组成单位。建立公民，这是公民作为人，恢复人性的一个巨大工程；也是恢复健康、和谐、良性回圈的民族精神的一个巨大工程。这里面知识份子要首先承担这种义务。知识份子为什么叫知识份子？它有两点必须具有的：第一是精神，第二才是知识。
八、海外人士能做什么？
拒绝统战。坚持对真理的追求，坚持对真相的了解，宣传真理，宣传真相，同时把目光、把支援、把援助、把捐助更多地倾向中国大陆民间社会。判断中国的发展不要只看表面，不要仅仅以表面的经济成就来判断中国的进步。多听听民间人士的真实声音，多听听现在大陆的郑贻春、刘晓波、东海一枭、赵达功、余杰这样的真实声音，多听听现在海外的何清涟、曹长青、胡平、史东、辛灏年这样的真实声音。古代诗人贾谊有句诗说得非常实在：旷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在此，我可以骄傲地告诉所有海外华人和真正关心中国的外国人士：最了解中国的人，永远在民间；中国第一流的人物，也是永远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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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杨银波，原籍中国重庆，系中国大陆作家、社会活动者，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主办《百年斗志周刊》。
--转载自《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