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头条新闻：腐败的“联邦赞助计划”
2月10日审计总长弗雷泽公布一项调查报告中指出，联邦公共事务部（PublicWorksDepartment）在一项斥资2.5亿元的政府赞助计划中，利用国营公司、甚至皇家骑警把联邦资助款通过私人公司转给他人。使得某些人从中获利。弗雷泽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种胆大妄为滥用公币，令人惊颤……使我愤怒的说不出话来。”“这些显然是特地设计来付佣金给传讯机构，同时隐藏款项来源的办法。”
该事件引发了执政的自由党多年来最大的危机，截止2月底，三家国营公司维亚铁路（VIARAIL）、加拿大邮政（CANADAPOST）和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BUSINESSDEVELOPMENTBANKOFCANADA）的首脑已被停职。包括前总理克里晴在内的多名前政府高官都可能要出席听证会。
现任政府总理马田更是迅速地通过全国的电视采访、电台热线、新闻发布会及各种公共活动中与媒体接触的机会，一再表示“联邦赞助计划”是由一小搓“老谋深算”的官僚在私底下进行。如果他事前知道事情的始末，他一定辞职。他表示，假如其他人被查出早已知道有人胡乱签发支票和伪造收据，就应辞职，不用争辩；马田更在魁北克表示，作证的所有内阁部长，均不能够以内阁机密为由，隐瞒所知的东西，必需将所有资料公诸于世。
整个加拿大媒体在此事件中，完全充当了向加拿大民众传播事情真相的中介，并监督著当事人的一切言行。无论是总理或内阁部长，都在媒体前充分暴露自己对此事的态度和责任。
腐败无国界 媒体有差别
每当谈起国内腐败时，总有人振振有词地讲：美国不也到处有吗？这不加拿大也有吗？这话乍听起来确实有理，但总觉得不是滋味。腐败确实无国界，存在于所有的国家中，但如果我们抛弃个人的感情成分冷静地看看，就不难发现它们彼此间实质上的区别。
腐败，在中国表现的是一种系统性、结构性的，贯穿所有领域。只要有机会，大家都去腐败；反腐败的人中，相当部分是出于嫉妒心，因为自己没机会腐败或目前还觉得自己腐败的不够“水平”。我们从各种报道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消息：中国第一条跨海铁路爆出集体贪污丑闻、广东省“扶贫老总”涉嫌贪污挪用3000万被查办、河北唐山市委书记张和是怎样大肆掠夺国家财富的？北京奥运主场馆因贪污出现资金困难、春节期间九天抓获四百外逃贪官、港报指大陆八百贪官藉「自由行」携款外逃、辽宁腐败案频生传薄熙来将调离、中央文件指最大危机是腐败官逼民反……。
腐败，渗透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空间，人们憎恶它，但又需要它，当媒体处身于这样的环境时，媒体本身也成了腐败的温床。如《开放》杂志在一篇题为《中央电视台CCTV:全球最腐败的媒体》的编者按中说：“这篇由国内新闻工作者撰写的报导指出，中央电视台两个贪官赵安、张光途，一个重案轻判，一个封锁被捕消息，是因为要保护中央电视台更多未曝光的大贪官及维护这个严重腐败媒体的形象。”如果，民众想依赖这样的媒体把官场中腐败的真相报道出来，完全是天方夜谭。因为把握媒体的人本身，就是要依靠这媒体腐败哪！更有甚者，媒体不但无法揭露真相，反而还要造假、混谣视听掩盖真相，充当著助纣为虐的帮凶。这与正在加拿大发生的腐败事件中，媒体充当的角色简直是天壤之别！
道德、信仰的匮乏 是媒体现状的根源
去年SARS爆发期间，中国大陆媒体的角色不就是充当了掩盖事情真相的帮凶。媒体，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肩负著中国共产党的吹鼓手的重任，承担著无条件服从、维护党的根本利益的责任。作为统治者的中国共产党，由其体制造成的领袖权力绝对化现象，为独裁者的形成与巩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由服从党的领导，就从实质上蜕变成服从独裁者的领导，为独裁者歌功颂德。正如2月27日新华社发表歌颂江泽民的文章，并罕见地用“英明领导”来赞扬江泽民，这与加拿大前任总理克里靖的现状形成对比。同时也与中国大陆民众对媒体真正的需要形成对比，如一本正在热卖、披露农民生存困境的书籍「中国农民调查」，遭中宣部发文禁止媒体报导。而正在发生的吕加平事件、杜导斌被捕、艾滋病村的被封锁……，特别是正在继续威胁、蔓延的禽流感事件（亚洲各国仍饱受禽流感困扰，世界卫生组织更指“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完全扑灭禽流感病毒”；中国能够“独善其身”，实在令人啧啧称奇。）全部被勒令禁止报道。
在近年来所有发生的媒体造假事情中，首推2000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这是CCTV至今尚未打破的，最快现场报道的新闻事件，而且是大篇幅、多角度（包括现场报道、当事人采访、专家采访、各路名人评述），正是CCTV对这个事件广泛报道，使得相当的中国人对法轮功产生误解。但最为奇怪的是，当2个多月以后，有人从CCTV的新闻片中发现某些破绽，对“自焚”事件提出异议时，CCTV的编导们竟然把这些疑点从原录像带上删除掉。在2003年11月哥伦布电影节上，新唐人电视台根据这一事件而编制的《伪火》一片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中国大陆媒体的现状，是与目前大陆人们整体的状况相匹配的。在我看来，道德与信仰匮乏是其根本原因。道德滑落与腐败滋生是一对孪生姐妹，没有整体社会的道德衰败，也就不会出现系统性的腐败；信仰的匮乏，使人们失去了生活中的真正目的。人们在日益繁荣的物质生活中，茫然地寻找著失落的自我。信仰的渴望，自然在许多人的心中萌生。但在一个强权的独裁者的国度里，人们在寻找自己的信仰时，还要符合当权者的意图，否则，独裁者为了自己利益，就要剥夺你的信仰。
其结果正像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刚刚结束的美国洛杉矶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上所言：“一个政权怎么能够剥夺人的信仰，怎么能够剥夺人的思想自由呢？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李先生还表示：他们（政权）把人的传统的信仰统统打倒，认为这样人不信别的，就只能信它，但却使中国人从此失去道德标准，甚么事情都敢干，甚么坏事都敢干。这样人会撒谎不当回事，做任何坏事不会脸红，那么这样一个道德标准的人群对这个政权能有好处吗，这都是迫害信仰的人想不到的。
李洪志先生所言，恰恰是对中国大陆媒体现状的绝妙体现。
(大纪元)〔原题目：当媒体面对“腐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