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首先請問蔡詠梅女士，您對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這樣對待記者的提問，是怎麼看的呢？
蔡詠梅：李肇星的態度作爲中國的外交官，這次國內對他的批評是很強烈的。中國的外交官，基本的外交禮儀這些他都是很欠缺的。所以國內的朋友都批判他說：可能是中國有始以來風度最差的外交部長。因爲李肇星他是從文化大革命成長起來的，他的整個風度就是一種紅衛兵風度，那種完全不顧國際外交場合。但是以他的外交官，在國際外交場合裏面基本的外交文明及行爲都是要遵守的。但中國的外交官是很粗暴的、很戰鬥性的，完全缺乏基本的外交官的風度，而且他這不是第一次。
記者：曹長青先生您以前也做過記者，請問您的看法呢？
曹長青：我同意詠梅剛才談的。我覺得李肇星有兩個損失。一個是，他說這個記者你沒有看過中國的憲法，你看沒看過聯合國憲章？那意思就是你沒有資格來提這個問題。首先從記者層面，作爲外交官這樣質問記者是沒有道理的。因爲作爲記者來說，記者一般認爲是雜家，雜家他不可能去記取你每個細節。比如說你問中國的記者，中國環境保護法第七條是什麼？也不見得誰都答的出來。但是今天作爲記者都知道中國的憲法是假的，不是真正實行的。中國沒有選舉，江澤民和現任胡錦濤都不是選舉產生的，這個基本大家都知道。
聯合國憲章你說具體條文大家不知道，但是聯合國憲章精神幾乎記者是知道的，聯合國憲章精神是包括保障人權的。那李肇星不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對待記者的，這是在記者層面。第二個，李肇星的身份更不允許他這樣對待。就像剛才詠梅講的，他是外交部長，外交部長主要是維護國家的形象、維護國家的利益，你這樣凶神惡煞的對待記者，你怎麼可能維護國家的利益和形象呢？李肇星這個態度本身就標示著中國沒有人權的表現。
記者：說到人權，曹長青先生您覺得這對記者的權利是不是一種侵犯呢？
曹長青：當然是。因爲記者可以有問任何問題的權利。你不能說記者問一個問題，你說你對這個問題讀過哪本書沒有？那這樣的話，本身關係就倒錯了。是記者有任何權利問你任何話，你作爲一箇中國政府官員，你有責任來回答或不回答，你可以選擇不回答。你沒有權利來質問記者你讀過什麼沒有？這本身就是說他把關係顛倒了。
記者：曹長青先生您覺得李肇星和中國以往的外交部長、外交官相比，您有個什麼樣的比較？
曹長青：李肇星和中國共產黨資深的外交官中比較，可能現在也是最差的一個。當然剛剛詠梅講的可能是中國的外交官現在都比較差，但是如果真正比較的話，他的上一任也比他強。上一任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也比他顯得有禮貌有文明一些。那麼再看中國更早一些像是周恩來、喬冠華，這些雖然也是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外交官，但起碼在國際場合可以表現一點按照國際禮儀的基本動作。
記者：曹長青先生，西方國家的官員在對待記者的態度上，您覺得主要有哪些不同？
曹長青：你看西方的西方領袖，包括美國的總統在記者會，每一個記者提的問題不管多麼尖銳，都要笑呵呵的，微笑的解釋，怎麼敢想要反駁或是質問記者？而且都努力記住記者的名字，每個記者提的問題都要馬上用名來表示親切。因爲媒體是報導的，因爲你這樣做馬上報導出來。李肇星這個事情被全球的媒體一報導，你說中國丟了多少分？這證明你不懂得權利者和新聞記者之間的關係，你也不知道你作爲被選舉者和選民之間的關係。爲什麼他不知道？因爲他正好在中國這兩點和西方都相反。他第一個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第二他不受新聞輿論監督，所以他才發生這樣的行爲。
記者：蔡詠梅女士，您還有什麼要補充嗎？
蔡詠梅：我沒有什麼其他補充的。就是李肇星他這種態度，其實以前香港記者也領教過。有一次我記得在一個記者會上，有一個香港記者問到西藏問題，他馬上問記者：你對西藏問題知多少？反過來審問記者。當然共產黨他們就是處於一種共產黨的意識型態，反而認爲李肇星維護了中共官方的意識型態，所以反而是一次成功、勝利，從來沒有對這種行爲進行檢討，我覺得關鍵還是一個權力的來源。因爲他們在中國是做官、做老爺，所以權力不是人民來的，是自上而下來的。另外就是根本就沒有新聞自由，因爲沒有新聞自由，他就不必要怕記者，甚至就是在權力來源上，他覺得你記者就是我的老百姓，我可以管你所以就特別的囂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