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是五十年代畢業的大學生，他們顫顫驚驚活過了整個一生，但他們絕不承認他們是「順民」，認爲自己可以看透社會一切，因爲我的爺爺和外公均是被共產黨鎮壓了的，故他們認爲自己能上了大學是黨給予的極大恩賜，儘管歷次運動他們都在劫難逃，但因爲十分小心翼翼，叫作「夾起尾巴做人」,就沒成爲最吃虧的。最終他們認爲自己很成功，不僅不心灰意冷，反而隨著物質生活的提高，天天泡在電視、報紙（每天的功課），認爲只有共產黨才能把中國「敷」(統治)下去。其實他們物質生活的提高完全是因爲兒女們承擔了所有的費用，爲他們買了房子、傢俱、電器，同時還有一大筆存款，常來美國轉一轉，他們的退休金變成了零花錢。而這一切的生活的變化，他們竟理所當然地認爲是共產黨政策好了帶來的。
我父親幾十年都是當的報紙編輯，應該對共產黨造假那一套非常清楚，而我也認爲自己的父親差點被共產黨逼得自殺，絕不會在關鍵時刻「倒」向共產黨一邊，「迫害」對他極盡孝道的女兒，可是我錯了！
當他們第一次來美國，我們已是六年未見面了，大家還未在一起吃上第一頓飯（他們抵達是夜間），很自然就聊起了法輪功，因爲那時我已在煉法輪功了，並且身心受益，我長久不治的胃病好了，而中國的鎮壓已有一年。沒等我解釋一句，沒問我一聲，我父親便突然大怒，開始大罵法輪功，那架勢似乎他有解不開的仇恨在裏面，我太吃驚了，平時喜歡辯論的我此時完全傻了，沒想到共產黨天天造謠的一切，潑向法輪功的髒水，那些不堪一擊的惡毒謊言，他吃得透透的，我完全始料不及，而我的任何解釋他絕對一句也聽不進去。
我只能一遍又一遍痛苦地問他：爸爸,你爲什麼寧願相信共產黨，對你有殺父之仇，對你剝奪了一切做人尊嚴（在過去幾十年我父親因出身問題被搞得不像人樣）的共產黨，而竟然不相信自己的女兒？你不相信,至少從人的角度，你也應該尊重別人的信仰吧？他這才停止了攻擊與咆哮，但以後絕對不能聽「法輪功」這個詞，一聽就跳起來。
有點不可思議,卻是真的。幾十年共產黨用「無神論」洗腦，專制扭曲了一切人的心靈，人與人之間,一旦與自己的觀點相悖,不是善意地去了解、包容，而是對立。表面上還是一個知書達理的人，但到關鍵時刻，良心、道義、正義、對與錯、親情全部都要讓位於長期在不知不覺中被灌輸的觀念，從而隨波逐流，甚至助紂爲虐。
回過頭來再說說我自己。我在修煉前也一直認爲自己是一個有理性、能獨立思考的人，讀書時就不是那種安分守己的一類，在76年「四人幫」未打倒時，我曾被班主任打成「白專」生，甚至被全班批判，那時我剛讀初二。我當教師的母親也甚至認爲我們這一代人的唯一出路是下農村，然後表現好了回城當個工人，甚至認爲知識是危險的。而我那時只有十來歲，太渴望知識了，能支撐起我全部生命的就是想今後當一個科學家，所以我想發憤讀書，在批林批孔時，批《三字經》，我讀到那幾句諸如「頭懸樑，錐刺骨」給我極大鼓舞，我要說的這一切是想說明我自以爲自己是一個清醒者。
有一個插曲是，當我於1979年初最後一年最後一學期準備高考時，中國向越南開戰，其實是中國打越南,但我相信侵略者在冒犯我的祖國。記得那天老師正在給我們複習物理，我根本一句也聽不進去，埋頭給學校寫決心書，我當時連團員還不是。寫了一上午，頭也未抬過，決心書中心是隻要祖國需要，我寧願放棄高考上前線。我真的當時是這麼想的，要知道支撐我走過那麼多生存磨難的最大希望是讀大學，而我爲了「祖國」竟在關鍵時刻可放棄讀書，請絕對不要認爲我是爲了政治表現，那個時候人人在爲高考奮鬥，已是白熱化，而政治已是一錢不值的1979年，我在班上的名聲是政治上冷漠、自由化的那一小撮，但我真的對祖國有那麼赤誠。
我在1979年十六歲時進了大學，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最猖獗的時候，我利用大好時光博覽羣書，同時因爲傷痕文學風行，我似乎也在看破紅塵，對政治毫無興趣，更是拒絕參加一切政治學習，結果成爲系裏要「挽救」的對象。一件偶然的事扭轉了對我的處理，我有一位親戚在美國，願意幫助我移民美國讀書，辦理手續時當然都得通過學校。但後來因種種原因我的手續未辦成功，而我當時也根本不想出國闖蕩，此事就罷了。
三年以後，沒想到學校竟通知報社(全市唯一的日報)來採訪我，我不願意，因爲我不感興趣那一切，然而學校和系裏竟然軟硬兼施非得讓我接受黨的「栽培」，我害怕畢業時不讓我考研究生（那是我唯一的生活希望），也就在逼迫下極勉強地與一個記者談了一下，沒想到我竟被樹成了典型，當然名聲還不是那麼難聽：愛國。然而我明白這是當官的爲了某種政治需要利用我而已，所以也還一副寵辱不驚的德行繼續一心只讀「聖賢書」。後來真憑本事讀上了研究生，我可以沿著一條「科學家」的道路走下去了。
現在想來共產黨成天宣傳的「愛國」不是那麼簡單，首先，絕對是出於自身的需要比如有人要往上爬了。再有就是不斷利用宣傳一些真正的愛國知名人士爲自己臉上貼金，還有一個用心就是用這種所謂愛國主義教育不斷地給人民洗腦，諸如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如何受到列強侵略，中國人民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熱，清朝、白洋軍閥、國民黨如何腐敗賣國，只有xx黨是愛國的,所以是「共產黨」救了中國。反覆灌輸宣傳，共產黨也就成了中國、中華民族的代名詞了，只要反對共產黨，那一定是背叛了中國，背叛了中華民族。這種教育天長日久，加上長期的歪曲、封鎖一切真相，一切爲其所用，最後會象毒汁一樣浸入大腦，浸入血液，浸入骨髓。
我舉一個我自己的例子，我過去自以爲已完全不在共產黨教化的範疇之內，我敢說敢幹，自以爲很獨立，對共產黨的一切教條嗤之以鼻，敢辭職、辭職稱、辭戶口，在共產黨的價值體系裏我是一個絕對被排斥的對象，我也以爲自己通過自己的頭腦、觀察及自己家庭成員的不幸可以認清其真面目，決不會爲其所用。非也!身在其中，僅僅是中毒深淺的不同，甚至是不自覺地認同了而不自知。
我到了美國以後，變得非常愛國，這本來無可厚非，但這種狀態有時會達到一種完全不講理的程度。比如我在國內時也曾發過幾句議論抨擊腐敗，但在美國一聽到哪個人說同樣的話我會變得非常憤怒，有幾次和人爭論，氣得差點把車飛出高速公路，後來立下「條約」，開車時絕對「休談國事」。這裏說的「哪個人」還真不是什麼「外人」,是我的先生(美國人)，但在「愛國」問題上，即使先生也是「外人」了。我不能容忍外人對我的國家說三道四。一些變異的觀念在我頭腦裏非常根深蒂固。比如：「家醜不可外揚」，「中國根本問題是老百姓的溫飽，不是什麼民主」。所以出國後我對共產黨定義的「反華人士」很反感。有一個更極端的例子是：有一次偶然在報紙上看到有一個叫吳弘達的人要來我市，我當即怒從心起，決定要去會場讓他難堪(當然後來沒去)，因爲我僅憑一點隱隱約約的消息和感覺便斷然決定吳是賣國！天啊，我現在想起都汗顏。
爲什麼我會這樣，是因爲我長期在那套謊言機制下被扭曲了，在變異的愛國主義情節下，已喪失是非判斷能力,相信國家就是暴力機器，國家就是專政，不管共產黨做得多麼不對，它代表國家，代表中華民族，不管共產黨多麼慘無人道,說它不好就是給祖國丟臉。加上鬥爭哲學的薰染，對其一切不人道完全麻木。只要「愛國」，連好壞都能不管。可以說那個時候我的心是缺乏慈悲的，是乾涸而缺乏溫暖、扭曲的，儘管我從不敢做壞事或害人。
其實被共產黨宣傳的那些「賣國賊」，是一些憂國憂民的正義人士。就拿共產黨的監獄來說，那裏面有多少冤魂，而他們竟然在冤死時連器官也被掏去賣錢，飽中貪官的私囊，難道揭露了就是賣國嗎？變態的專制把人從精神上剝奪一乾二淨，讓人不相信來生，相信人死如燈滅，爲的是更加有效地控制人的精神，動用一切專政手段隨意宰割民衆，人人不能倖免，人沒有尊嚴。人與人之間無尊重、信任。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社會，其實中國老百姓的溫飽，即使是在「腐敗」的滿清時代也不是問題，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的那一年，那時中國的國民生產總產值佔世界的1/4，即25%，歐洲僅佔世界的23%，現在中國是多少？7-8%，人口可是那時的10倍。新舊中國哪個行？不能光看共產黨編的歷史。
比如，江澤民自1994年6月26日到2001年7月17日與哈薩克、俄羅斯簽訂的一系列條約，總共出賣了中國140多萬平方公里領土，面積超過四十個臺灣，中國的國有資產，數千億地被貪官私分、轉移至外。真相被封鎖了，共產黨其實是這樣「愛國」的。
而最廣大的民衆成了名符其實沒有半點人格尊嚴的賤民,在國外的人都知道,比較其它一切國家的使領館，只有中共這個使領館對自己的人民是最不好的，我有一個朋友的姐姐結婚到了中東，哪知是被婚騙，護照被男人收走，嫁的人是有十幾個老婆的虐待狂，生不如死，好容易偷跑到中國使館請求保護，也就是說求補發一本護照，使館堅拒門外，最後靠買了一本護照逃出魔窟。見死不救，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這樣。
一個老年朋友告訴我，911那天，她正在中國城請重慶來探親的親家吃中飯，親家是個退休的行長，看見電視現場直播有人從世貿大樓衝出窗戶跳樓的慘劇，不僅不同情，反而說「好看，真痛快」！
爲什麼人會變成這樣？長期變異宣傳，煽動極端的「民族主義」，扭曲了人性,使善良的本性、良心被不善的、不道德的魔性取代，共產黨能維持下去靠的是「鬥」，把人性中不善的一面調動起來，從而在鬥中漁利。即使它宣傳的愛國也不是真正要把國家變成一個健康、法治、平等、幸福的社會，愛國只是一個被利用的幌子，爲的是實行專制，而且利用人性的惡的一面,煽動起那種狹隘的無理性的暴力熱情，轉移社會矛盾和危機。從南斯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