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這首經過"篡改"的古體詞，你就知道是談什麼的、誰寫的、詞中透着一種什麼樣的精神：談的是目前正肆虐神州大地的薩斯病（中國大陸稱非典型肺炎，簡稱"非典"），是北京人寫的，詞中透着京城人在這場飛來橫禍面前的恐慌、無奈、以及即使手足無措時也要賣弄一下的那種京派幽默。
但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從哪兒看到這首北京人化苦爲樂的"非典型幽默詩"的。手機短信？朋友電郵？道聽途說？海外網站？
都不是。我是從通常總是擺出一副說教者古板面孔的中共黨報網站上看到這首新填古詞的。
黨報在國難時幽默起來
《人民日報》網絡版"人民網"最近開闢了一個名爲"特別策劃：非典時期的非典型幽默"的欄目，收錄了許多這類的"非典幽默"，其中許多笑話比我剛才轉抄的還要"損"，海外流傳的那些笑話大都收錄在內，甚至包括那則拿死亡開玩笑的《非典的幾種死法》：
"戴口罩悶死；喝中藥毒死；同事染病被嚇死；出差疫區回家親朋躲避鬱悶而死；被誤診瞎治治死；散佈流言被罵死；公共場合打噴嚏被扁（打）死。"
"人民網"還借網友之口爲這種大難臨頭還與死神"耍貧嘴"的"非典幽默"辯解說：
"既然人們無法暫時或永久遠離非典，那麼借非典之題尋找點滴的輕鬆和幽默之氣氛，爲非典陰影之下的生活添點情趣，放鬆一下緊繃的神經和關注的目光，也是有好處的。"
如果歷數這次持續超過半年、結束遙遙無期的瘟疫大流行給中國帶來的損失，一定是一長串名單，但中國仍然有一些善於苦中作樂的人總結了"非典之災"帶來的"非典型好處"，一位署名"默客"的網民在"人民網"上撰文認爲，這些"好處"至少包括："人們減少了吃喝玩樂、聚會，男人早歸家了，人們對親情更看重了，夫妻性生活比率增加了"
當然，中共"喉舌"也開始變得幽默了──這大概也是"非典"帶來的"非典型好處"之一。
深層的變化
不過，上述變化仍然屬於淺層的變化。有人指出，這次災難還給中國帶來了一些深層的變化：中國政府被迫改變了工作作風，一批瀆職的官員被撤了職，早期曾瞞騙公衆的官方媒體被迫增加了透明度等等。
而且，人們對變化的要求也不止於這些。
中國官方的"中國新聞社"辦的雜誌《新聞週刊》，在最新一期中刊登了北京十位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界的學者的座談。其中，中國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杜鋼建直言不諱地說："薩斯大規模爆發，是對我們整個社會、政府的嚴重挑戰。在這場鬥爭中，政府管理體制方方面面的弱點全都暴露了出來。......我們常常說，要建立完善的危機管理系統，這沒錯，但是，即使有了這套系統，如果不改革政治體制，最多不過使效率略爲提高，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薛瀾則說："這次非典使信息公開突飛猛進，我們由此可以反思其他一些問題上的信息公開。非典局勢在後來能得到很快扭轉，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信息透明。以後，政府行爲模式中首先突破的，可能就是政府信息公開。"
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經濟時報》也在最近發表了著名經濟學家張曙光的文章，強烈呼籲中國當局"取消新聞管制，推進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張曙光認爲："在現代技術和信息條件下，新聞管制也管制不了，限制言論更是自欺欺人；報紙雜誌和廣播電視可以管制，互聯網則管制不了，其他傳播途徑就更管不住。與其出力不討好，爲什麼不順應潮流、改弦易轍，實行新聞和言論自由。"
至於普通網民提出的要求，也一點兒不比專家學者調門軟、層次低。
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最近刊登了"陳楓"網友的來函，要求"讓透明成爲一種行政制度"，來函說："透明最本質的要義在於體現了行政公開原則。作爲行政公開原則，應當具備兩層次的含義：其一在於實體公開，即政府的事務除了依法應當保密的除外，應當一律公開；其二在於程序的公開，即政府行爲不但要以正當的方式得到行使，而且要以看得見的透明方式進行。"
中國將會因禍得福？
有人因此認爲，這次"非典"災難可能會讓中國因禍得福，以信息公開作爲開端，"非典型地"啓動中國的政治改革。 例如，據路透社報道，包括前美國駐華大使洛德和芮效儉在內的一些人，從中國媒體忽然開放，看到了中國民主的曙光，他們希望，就像1986年蘇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催生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一樣，這次薩斯危機也能催生中國的政治改革，引發中國鉅變。
但也有人對此持懷疑態度。
海外民運刊物《北京之春》刊登了一篇署名"Mzxtd"的文章，分析了蘇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與這次中國薩斯危機的不同："最重要的不同就是中共當局和1986年時蘇共當局對公開性認識的差異。當年的戈爾巴喬夫本身是公開性的積極推動者，蘇共黨內也有着要求改革的強烈呼聲。切爾諾貝利事件成了蘇聯改革的推動力量。而今天的中共當局仍然以恐懼仇恨的心態看待公開性。中共黨內聚集着一大批寧負天下也不捨棄政權的既得利益捍衛者。因此，薩斯事件的發展，不太可能在中國引出如同前蘇聯那樣的一發而不可遏止的政治改革浪潮。中共當局在遭受這次挫折後，還會繼續頑強地抵抗公開性。"
美國的華人政論家何頻甚至認爲，即使僅僅談及中國的信息控制，事實也並不像有些港臺和西方媒體認爲的那樣：這次薩斯危機對中國的新聞自由提供了機會。
何頻說，在胡錦濤和溫家寶聯手公開處理薩斯問題之後，雖然各地媒體對薩斯疫情有了許多報道﹐但實際上還是有高度的控制性。所有公開的疫情信息都要經過當地黨委書記和行政首長簽字發佈，對媒體的自由度也並沒有放開，關於薩斯的報道仍受嚴格控制，甚至更加嚴密監控整頓互聯網和手機訊息傳遞，在抓所謂散佈謠言者時，出手也很重。
那麼，胡錦濤和溫家寶領導的新政府會比江澤民的政府更民主嗎？至少美國《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彭弗雷特並不這麼認爲。他說："這兩個人都是共產黨的高官，我認爲他們只對一件事有興趣，就是要維持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我認爲他們希望可以做得比江澤民的班子更有效率一些，但未必更民主一些。"
對中國黨報《人民日報》來說，"非典帶來的非典型變化"最多不過使它變得更有人情味了，但未必就有了更多的新聞自由。
就拿該報的那個"非典時期的非典型幽默"欄目來說吧，儘管收錄了許多民間"非典笑話"，但卻有意"漏掉"了一首在海外流傳最廣的新填"毛詞"《非典感悟調寄沁園春》：
"今日神州，千里魂驚，萬里魄銷。 望長城內外，惟餘惶恐，大河上下，頓起喧囂。 病發南方，名爲非典，其勢洶洶真是妖。 俱怕矣，使衛生口罩，獨領風騷。
疫情分外糟糕，讓無數昏官亂了招。 盡隱瞞遮掩，堪稱混蛋，吹牛撒謊，恰似草包。 環球激憤，高官丟職，舉世正看胡錦濤。 沉思久，問禍源何在，天日昭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