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学农当然对耽搁疫情难辞其咎，但是作为出席“紧急会议”的“北京各大医院领导”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作出“不对外公布”的决定本应负上法律责任的。中国是属于“权大于法”“党大于法”的管理体制，孟学农敢于违法，想必抓到了什么必须掩盖事实的尚方宝剑，而且这把尚方宝剑很可能来自江泽民。所谓为两会创造“稳定”，说穿了就是要为当时的“江主席”能够连任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稳定”而已。
卫生部长张文康在盖子已经捂不住了时候，还信誓旦旦地跟国际媒体说，“我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从而成了萨哈夫式的小丑人物，遭到媒体猛烈炮轰和网民的痛骂。张文康不是傻瓜，呼吸道传染疾病传播快速的常识即使不是医学院毕业的普通老百姓也是懂的，何况张部长当了这么多年的江泽民御医。再看中央高层，胡锦涛与温家宝每天为萨斯病忙得焦头烂额，还下令媒体以及中共各级官员不得隐瞒疫情，敢于罔顾上命而将“说谎进行到底”的张部长自然是因为胡温之上还有让他坚持说谎的“太上皇”江泽民。
对于中共这样的专制社会，只要最高领导人一声令下，对付疫情就可以做到全民总动员，党、政、军、工、青、妇、什么民主党派工商联应该纷纷站出来表态支援中央决定才对。但是人们看到的只是胡、温和吴仪每天东奔西走。其他“江家帮”的政治局常委好像都已从人间蒸发，不要说看到什么他们的战略部署，就连出来表态的人都没有。这也显然有江泽民掣肘在后。再横观中国各个省份，除了胡温二人主抓的北京，其他省份几乎没有什么动静，毫无“总书记一声令下，地方官奋勇争先”的场面，显然各地官员仍然在观望中央和军委之间的斗争形势发展。
瘟疫当前，老百姓对于政府的信任是打赢这场战役的关键，各自为战只会使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再耽误战机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萨斯病流毒全国全世界。然而江泽民的隐瞒战术对老百姓的信心打击极大，这才造成政府一再说“已经控制了瘟疫”，但老百姓还争相逃离北京的局面。当局如果要收拾民心，重建信任度，消除政治局内部掣肘因素，达到万众一心的效果，就必须采取极端措施-- “立即处理江泽民”。
历史证明，国难当头之际，应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比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胜利后，普鲁士、奥地利、英国、西班牙等国在1793年春天，组成“反法同盟”，法军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下，节节败退。与此同时法国国内到处发生保王党叛乱，形势非常危急。罗伯斯庇尔万不得已，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巴黎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掌权的吉伦特派，使他领导的雅各宾派掌握政权，这才保住了革命果实。再比如1798年，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受到埃及和叙利亚人的坚决抵抗，此时沙皇俄国军队又在沙皇本人的带领下，组织欧洲其他反法各国，结成第二次反法同盟，向法国发起进攻。更为危险的是，法国国内保王党人看到这种情况，也蠢蠢欲动，企图从内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恢复他们旧有的统治秩序。拿破仑当机立断，“攘外必先安内”，悄悄回到巴黎发动“雾月政变”，掌握法国军政大权，才得以击溃反法同盟。
此种例子在中国国内也屡见不鲜，在积贫积弱、列强环伺的清朝末年，孙中山虽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但是却没有象义和团一样先抗外侮，而是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先推翻清政府，然后再振兴中国。没有人认为孙中山的行为有何不妥，恰恰相反他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对付“萨斯”病，也要消除一切有碍全国民众团结的因素。江泽民作为这场瘟疫横行的主要责任人，应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进行处理。同时成功处理江泽民不但可以收拾民心，更可以震慑那些一直对胡锦涛的命令首鼠两端的地方官僚，和现在仍旧处于江泽民掌控之下的媒体。胡锦涛与温家宝的政令才会畅通，并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再犹豫不决，瘟疫一旦彻底失控，试问各级共产党官僚，哪个还能保住自己的顶戴花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