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怎样的名称,看似是小事,但实际上这件小事是有颇大的象征意义的。它反映了香港这个国际城市,已出现了与国际社会脱轨的趋势,也就是渐渐离开原来这一制,而开始与中国主流那一制接轨。至少可以说,从SARS事件发生以来,香港正处在挣扎于这一制与那一制之间。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名称中,抽掉一个「A」字,外来旅客首先就会觉得很奇怪,甚至会怀疑「SRS」是不是指另一种疫症。这是香港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香港从来不曾因为避讳而改换世界公认的通用的名称。
其次,删去了「A」,即删去了「Acute」,也就是删去了「急性」,似乎很能说明特区政府处理这种在世界各地引起紧急反应的疫症,何以慢吞吞。它的处理手法、应变措施,虽不至于像中国内地官员那样,对几百个人染病漠不关心,甚至认为香港传媒过份夸大,认为香港要有五十万人染病才值得恐慌,但与新加坡、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剑及履及的行动相比,确实是慢了许多。如果说,回归初期陈方安生处理禽流感时的紧急杀鸡行动,还留有香港原来一制的传统的话,那么这次特区政府处理SARS的行动,就开始沾染中国主流那一制的气味了。
其三,因避讳而抽掉一个字母的做法,很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讳这个讳那个的特色。也就是说,随回归中国,一百多年受西方政治文化洗礼的香港,已开始回归中国政治文化了。
不过,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出杯葛到香港旅游的呼吁之后,特别是瑞士政府禁止香港参展商参与巴塞尔钟表展之后,特区政府在舆论压力之下,终于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措施来得慢了,疫症已扩散社区了,但总比中国内地的应变措施快了些。
尽管如此,在宣布有关措施时,董伯两次强调是「在中央政府同意下」,说明若不是中央政府也觉察到国际社会杯葛香港的危机,中央政府未必「同意」香港的种种紧急措施,而香港则仍会在两制之间徘徊挣扎。
(2003年04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