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2月13日《人民日報》「要聞」版刊出一篇特寫:《「監督就是支援」》,是對新任安徽省省長王金山在接受新聞監督座談會上講話的報道,參加懇談會的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駐安徽記者站、安徽的新聞媒體、香港駐安徽媒體。咋一看這句話:「政府工作不光要接受法律監督、羣衆監督,更要接受新聞輿論監督。」我還以爲這位新省長要爲安徽引入新聞自由呢。接著往下讀,終於讀不出什麼新意來,在他眼中,新聞媒體只是「黨的喉舌」(儘管也拖著一根「人民的喉舌」尾巴),不過是各級政府「了解社情民意、接受羣衆監督」的「重要渠道和橋樑」而已,新聞媒體自身沒有獨立的監督功能。最關鍵的還是他最後那一番話,或許這才是他的本意,「新聞輿論工作也要以大局爲重,先提醒,多通氣,同時要講策略。」一句話就觸破了「接受新聞監督」的美麗外衣,將監督變成支援,這樣的「監督」其實早已太多、太多了。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加花邊的評論,爲「監督就是支援」大聲叫好,稱之爲「領導幹部對監督特別是對輿論監督的深刻理解和支援」。

「監督就是支援」嗎?我想,監督不是支援,監督就是監督,如果監督都是支援,那還要什麼監督?只要歌功頌德,只報喜不報憂,難道讓天下媒體永遠只做喜鵲,不做烏鴉嗎?新聞媒體的功能早在梁啓超時代就是明確的,這位引領過時代潮流的巨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著名的報紙「兩大天職」說──「一曰,對於政府而爲其監督者;二曰,對於國民而爲其嚮導者是也。」也就是說,報紙的首要使命即爲監督政府。很顯然,這樣的監督不是「先提醒」、「多通氣」、「講策略」式的,而是從事實出發,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新聞記者在西方之所以獲得「無冕之王」的稱號,恐怕就是因爲新聞所具備的監督功能。即使在中國古代沒有新聞的漫長曆史中,我們也有過秉筆直書的史家傳統,令「亂臣賊子」有所畏懼。

新聞媒體的第一要素無非是真實性,其次是它的監督性,說白了也就是批評性。在新聞自由不再是理想的地方,輿論從來都是民意的晴雨表,而不是爲權勢者、爲某個政府、政黨服務的工具、喉舌,新聞喉舌論在文明世界只是一個早已被拋棄的舊觀念。在沒有民間新聞媒介存在空間的土地上,我們討論「新聞自由」、「監督政府」、「嚮導國民」的確太奢侈了。但中國要走向現代化,要與主流文明世界接軌,開放言禁、報禁,這是不可逾越的前提,否則我們只能停留在「前現代」。有了獨立的民間新聞媒介,與政黨的喉舌、政府的喉舌多元並存,才談得上真正的輿論監督,梁啓超的「兩大天職」才有可能落到現實大地上。用老報人徐鑄成的話說「一張真正的民間報紙,立場應該是獨立的,有一定的主張,勇於發表,明是非,辯黑白」,只有這樣的新聞媒介才有可能有效地監督政府,履行新聞輿論的天職。既然《人民日報》的評論也承認「不受監督的權力就會産生腐敗」,那麼在新聞自由的陽光尚未普照大地的時候,與其說什麼「監督就是支援」,還不如直截了當地說「監督就是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