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和十一年
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二十四年（一九七八──二○○二）的歷史「一刀兩斷」，切割爲他自己的「十三年」和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的十一年，以自己的後十三年（一九八九──二○○二）「重大歷史性成就」，傲視鄧、胡、趙的前十一年。
江澤民的後十三年，的確與鄧、胡、趙的前十一年不大相同。江澤民切下這一刀，正好提醒大家一起來比較比較。
鄧、胡、趙的十一年（一九七八──一九八九），是中國經濟增長與人民生活同步上升的改革開放年代。改革開放的成果，基本上是城鄉人民普遍分享的。而且毛澤東時代普遍貧困的農村、農民，經濟增長與生活提升要更快些。胡耀邦曾頗爲自得地說過，他就任中共總書記以來，每年的第一號中央紅頭文件，都是關於推進農村改革、提高農民生活的。趙紫陽、萬里、杜潤生、吳象等一大批領導骨幹，都十分關注農村工作。人們大概都還記得當時民衆的口碑，「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城鄉人均收入的差距，很快從一九七八年的二．四比一下降至一九八三年的一．七比一。
鄧、胡、趙的十一年，高度集中的黨政權力結構有所變革，提升了地方和基層的自主權利。全國裁軍百萬，軍事預算支出連年削減。社會生活的自由度與平等度都有所擴大。
改革勢力和反改革的鬥爭
當然也必須指出，鄧、胡、趙十一年的發展是不穩定的。代表極權主義和貪瀆腐敗的黨內反改革勢力盤根錯節，在十一年中不斷興風作浪，藉口所謂「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打擊改革力量，導致政治改革難以啓動，官倒、腐敗現象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日益猖獗，肆無忌憚地侵吞國家人民財產。而鄧小平在反改革勢力包圍之下，先後廢黜兩任改革派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調動野戰軍在首都天安門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平民，從一個改革者墮落爲暴君、劊子手。
江澤民是反改革勢力選中的所謂「第三代核心」。他一上臺就以「反和平演變爲中心」取代鄧、胡、趙的「經濟建設爲中心」，導致一九九○、一九九一的「經濟大滑坡」。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依靠東南沿海「諸侯」炮打北京中央，說出「誰不改革誰下臺」的重話，迫使江澤民改弦易轍，向鄧小平輸誠，把「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寫進中共十四大報告，同陳雲的「鳥籠經濟」路線劃清界限，才渡過權力鬥爭危機。
江澤民帝國的形成
江澤民鞏固權力之後，走上的是一條對內專制獨裁、對外軍事擴張的霸權帝國之路。
第一，恢復毛澤東時代「一手槍桿子，一手筆桿子」的軍事暴力和意識形態專政。
江澤民政權是在軍事暴力鎮壓民主運動的血泊中建立起來的。江澤民也只能靠軍事暴力（「槍桿子」）和意識形態暴力（「筆桿子」）來維持他的政權，倚仗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消滅政治、文化、宗教等一切可能挑戰共產黨恐怖統治的自由主義力量於「萌芽狀態」。
第二，恢復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
江澤民從一九九五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講政治」口號之後，就致力於恢復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把自己塑造爲中共歷史上繼毛澤東、鄧小平之後的第三個「絕對權威」。從「講政治」，到「三講」（「講政治、講學習、講正氣」），到「三個代表」，是製造江澤民個人崇拜的三個階段。對江澤民的個人崇拜，在中共十六大前後達到頂峯。
把江澤民的所謂「三個代表基本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並列塞進中國共產黨黨章，作爲「全黨指導思想」，在理論上根本不通。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只能是一個時代引領生產力前進的人類智慧和創造力的科學高峯。如：以牛頓爲代表的人類智慧和創造力高峯，引領了機械化生產時代的生產力前進；以愛因斯坦爲代表的人類智慧和創造力高峯，引領了電子、資訊時代的生產力前進。中國共產黨靠專制制度從被奴役的廉價勞工身上榨取財富，豈能冒充先進生產力？
誰是先進文化代表？蘇格拉底、孔子、莊子，但丁、莎士比亞、李白、曹雪芹、魯迅，他們是各個歷史時代東方與西方先進文化的代表。箝制思想、摧殘文化的中國共產黨，豈能冒充人類的先進文化？
誰是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只能是廣大人民憑藉個人自由意志一人一票選出的代表。共產黨豈能強姦人民意志自封代表？如此「理論」塞進黨章以滿足江澤民愚蠢的個人虛榮心，豈非給中國增添又一則荒唐的歷史笑話？第三，對外軍事擴張，爭霸東方與世界。
江澤民統治中國十三年，每年軍費支出兩位數字增長，花費大量外匯向俄羅斯、烏克蘭等國購買先進軍事裝備，引進軍事技術和軍事科技人才，從毛澤東、鄧小平時代的軍事防禦戰略轉向軍事進攻戰略，發展與擴散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並不斷以武力威脅臺灣。
第四，專制獨裁統治下的權力市場化，形成制度性的貪瀆腐敗和貧富兩極化。
江澤民統治中國的十三年，形成了官僚、資本以及依附官僚、資本的精英集團構成的龐大特權階層。他們利用江澤民專制獨裁製度的掩護，通過權錢勾結和不平等競爭手段操控市場機制，大量侵吞國家和人民財產。這是江澤民時代全國性貪瀆腐敗和社會貧富兩極化的制度根源。今日中國的貧富懸殊，已達基尼係數○．四五，屬於世界貧富最不平等國家之列；城鄉人均收入差距達二．七九比一（二○○○年），五十年來最大。
第五，以廉價的不自由勞工和國家壟斷的土地、資源，「磁吸」國外資金、技術，擴張經濟和綜合國力。
一個專制、獨裁、貪瀆、腐敗的江澤民帝國，爲什麼能夠維持十三年的穩定和持續的經濟擴張，不斷提升其軍事實力和綜合國力？
其祕訣就是江澤民帝國取之不竭的廉價、不自由勞工和國際資本的結合。
所謂中國發展的奇蹟，是以共產黨專制制度下國家壟斷的不自由勞工（包括大量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廉價農村工人──在中國叫「農民工」，即做工人的工作，不得改變「農民」的身份，工資比工人更低，工時比工人更長，被剝奪工人的一切權利）和國家壟斷的土地、資源，「磁吸」國外資金、技術、行銷通路，形成「世界製造工廠」，向全球輸出其大量廉價產品，同時向全球輸出跨國企業超額利潤、製造業工人普遍失業、貧富差距擴大和通貨緊縮。也就是以全球跨國企業和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特權階層攫取大量財富的自由，製造中國勞工和世界失業勞工生活貧困化的平等！
所謂「中國競爭力」，就是以蒸汽機時代英國企業剝削本國勞工和殖民地勞工的殘忍手段，製造數位時代的世界商品。如果說「中國是世界的火車頭」，那就是把「世界工廠」從二十一世紀開向十九世紀的歷史倒車的「火車頭」！
江澤民開歷史倒車的成功，有其國際因素。他獲得了克林頓和葉利欽兩位「戰略伙伴」的攜手合作。克林頓爲滿足跨國大企業夢想攻佔「中國巨大市場」之貪慾，同中國結成「走向二十一世紀的建設性戰略伙伴」，不但讓中國製造的廉價商品充斥美國市場，致使本國製造業衰退、製造業工人失業；而且促使中國軍事霸權迅速崛起威脅亞太鄰國。葉利欽則源源不斷以軍事裝備、軍事技術、軍事科技人才供應中國，換取俄羅斯短缺的硬通貨和中國廉價消費品。這兩位「戰略伙伴」使江澤民左右逢源，自我膨脹到以爲中、美兩霸聯手，即可主宰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新秩序」。
第六，江澤民帝國是國際資本的「天堂」，中國工農大衆的地獄。
日本的一位「趨勢專家」大前研一在他的《中國，出租中》一書中，津津樂道江澤民時代的中國，是「名副其實的資本主義天堂」。此書第一章開頭「活力奔騰的中國」，作者講了這麼一則故事：
作者（大前研一）訪問深圳的電子零組件製造廠，約萬名員工，月薪約八十美元，員工都是年輕女性，沒有一個人戴眼鏡。
作者問廠長：「沒僱用視力不好的人嗎？」
廠長答：「員工眼睛壞了就請她走路。她們只要找得到工作就好了，反正不關我的事。想在這裏幹活的人多得很。」
作者說：「在深圳、上海、蘇州、大連等湧進大批鄉下求職人口的大都市，這種模式變成理所當然。大連某工廠登出一個月工資九十美元的徵人廣告，鄰近農村跑來兩千個少女應徵，等面試時足足把工廠圍了一圈，錄取的少女就住進公司宿舍，晝夜不分地工作，午休時間還積極地學習高科技知識。像中國這樣人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還是史無前例。」
這則故事道出了中國強大「磁吸」的祕密。中國經濟的金字塔，正是這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農村少女們失去的視力與青春堆砌而成的。這也就是世界「自由」資本趨之若鶩的「磁極」。這個國際資本的「天堂」，同時也是中國工農大衆的地獄。「農民工」常常以城市工人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工資，做一倍半工時的工作（農民工的工時一般每天十二小時以上，甚至多到十六、七小時，二○○○年廣東惠州手套工廠發生過工人一個月工作五百小時活活累死），且多數從事勞動強度大，勞動環境差、危險大，無勞動保護，健康與生命折損率高的工作。毛澤東時代的工農「剪刀差」，表現在不平等的價格上：國家以低價統購農民生產的農產品，以高價統銷工業品給農民，在剝奪農民的基礎上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
江澤民時代的城鄉「剪刀差」，表現在不平等的人格上：農民工進城以下等人的人格待遇，付出超額勞動給國際資本，掙得低廉工資供給農村家族的生活和稅費，國家同樣在剝奪農民的基礎上提升經濟與軍事實力。江澤民帝國「名副其實的資本主義天堂」，建築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農民工血汗之上，而這個帝國回報農民的，卻是全國範圍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胡錦濤時代
中國的未來十年，是胡錦濤時代。十六大不但是世代交替，而且是時代交替。江澤民時代已經過去。這不取決於江澤民的個人意志，也不取決於中國一國。江澤民代表的，是那個貪慾與權勢欲成爲歷史發展槓桿的舊時代。中共十六大，概括起來八個字。「三個代表」，屬於過去的江澤民時代，屬於共產黨壟斷一切權力、主宰全國人民的時代，這個舊時代必須結束。「全面小康」，屬於胡錦濤時代，是中共十六大宣佈的中國未來發展目標，但走向這個目標之路尚待確定。一個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沒有思想自由、政治自由的國家，是不可能實現全面小康的。這是胡錦濤必須面對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