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部的故事
【人民報消息】一次偶爾閒聊，我問：

「法國是文化貴族之鄉，藝術欣賞力很高，怎麼就沒發現大陸的葛優——「李冬寶」？（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中主角）」

朋友嘲笑說：

「孤陋寡聞：連葛優是嘎納影帝都不知道！……憑什麼？就憑名片《活着》，出色表演獲得94年47屆嘎納電影節影帝……大陸禁演！國外，哪個小店都可以租到錄像帶！」

果然，從一個小雜貨店租到一盤。

影片一開始便畫龍點睛，以簡捷之筆映出典型環境：古色古香的牌樓、街市、招牌，沒有汽車，沒有人力車伕，葛優扮演的主人公富貴卻用人力「揹」夫揹小孩似地揹着送到家中。而中華傳統的文化，卻通過皮影戲的一小箱道具，演繹着它的滄桑鉅變：從改造到毀滅，空留外殼：一會兒被藏匿，打入陰山背後；一會兒重又啓用，重見天日，用來政治宣傳；一會兒又被砸爛，粉身碎骨，依憑「國家」的需要而怪誕、離奇地顛來倒去。

富貴是個遊手好閒，不勞動、不爭生產的二流子，吃喝嫖賭蕩盡了家產，在土地「改革」中卻不算地主，成爲勞動人民，而留下一條可憐的濫命。而他節衣縮食辛苦發家的親朋好友卻以掙來的地主身份而被槍斃，在這樣的「國法」下，富貴一路掙扎竟然一直「活」着，兒子可能因生在「國慶節」前，取名「有慶」，卻沒有「活」着的權利，在「備戰備荒爲人民」一類運動中，在學校義務勞動時校牆翻倒被砸死，在妻子（鞏俐飾）撕心裂肺的號啕中，富貴表情複雜，葛優深入主人公內心，厚積而薄發，駕輕就熟，這可能與十年農村插隊類似經歷司空見慣有關，葛優不是科班出身，與趙本山從生活中汲取閱歷這點上相同。


嘎納影帝葛優
有人稱葛優爲「老藝人」，以顯其對藝術一絲不苟、精益求精與一般青年演員不同的執着追求，其難能過人處即表演有深度，內涵深邃而且豐富。可惜大陸腳本迫於審查，大都靠「人抬戲」，靠演員抬高電影，除《編輯部的故事》少數反映大陸生活真實腳本外，大多無病呻吟，無病呻吟，刀剪斧裁，古爲今用，粉飾太平或搞笑鬧劇，賀歲應景，少有「戲抬人」的腳本，一些小說改編的電影才見精彩，唯有作家的洞察力，導演的眼光，都有深度，才能相得益彰。

影片《活着》的高度概括力在於凡是荒誕的鬧劇在大陸生活中都當作正劇在嚴肅、正經的演出。

影片中表現文革只露一斑即見全貌，紅衛兵打倒「學術反動權威」，接管醫院，赤腳醫生（短期培訓的農村土大夫，藥箱中只有阿司匹林，止痛片應急常用藥，當時外國人天真地以爲彌補了大陸醫院床位不足），紅衛兵具有五敢精神（敢說，敢幹，敢批判，敢革命，敢造反之類），遇到了接生產婦大出血，喊口號止不住，做思想工作也沒用，外科大夫「反動權威」都被羣衆專政，勞動改造，在品嚐「專政」的鐵拳。實在沒轍了，從醫院勞改隊拉來專政對象：老大夫餓得站不住，得先救老大夫，買來包子，老大夫餓急了，一手拿一個，咬完左手的一口，又咬右手的一口，和老舍先生在《駱駝祥子》中素描的飢餓老頭吃法一樣，竟把老大夫活活撐死了。一個斯文禮讓的高級知識分子，竟被生活折磨得比乞丐不如（乞丐沒有精神上的折磨），影片反映生活真實的深度就在這裏。當代德國哲學家百歲老人伽瑪達認爲藝術比科學更能反映現實，更能發現真理，《活着》一片，成了生動的例證。大陸人民在三反、五反、鎮反、肅反、整風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的連續運動中怎麼樣活着？千百篇科學論文也說不清，短短兩小時電影清澈見底。


《活着》獲法國戛納電影節
評審獎
法國嘎納原本是個不爲人知的海濱小城，自1936年創立電影節到1971年成了電影熱門交易市場，每年從世界各地選出24部上乘藝術創作入圍角逐，連導演張藝謀、女主角鞏俐都無此殊榮，中國摘取影帝桂冠實屬不易，就象中國人高行健首次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一樣難能可貴，兩人都藝術地生動反映了大陸人民怎樣活着，也都被封鎖得風雨不透，大陸觀衆、讀者都被矇在鼓裏，天天鼓動「愛國主義」，誰會想到真正給中國人爭榮譽的事卻不敢讓人民知道。

奇怪的是《活着》似乎比SARS還危險，更具有傳染性，成爲禁片、禁書，但原小說作者餘華倒風光起來。餘華在彼岸文化協會講演答問：「活着這個詞表達的不是進攻，喊叫，而是忍受。人人就是爲活着而活着，而不是爲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真沒想到作者對自己的小說竟作出這樣一種解釋。雖然有位研究魯迅的近代文學專家曾有一種文學理論認爲作品反映出的客觀事實往往大於作者的主觀認識。如果真是這樣，那導演與演員尤其飾演主角的葛優那發掘主題的貢獻就更大了，誰會爲把五千年文化陶冶的中國人演成人不人、鬼不鬼奴才相選爲跨國影帝呢？如果說小說作者的思想意識代表了多數大陸順民，那也不是自願的選擇，而是被威壓被改造，失去人權的結果。

但我仍認爲小說作者言不由衷，可能背後有比文革時期更爲嚴厲的大恐怖在，因爲作者接受海外影子媒體時大談大陸新聞如何自由，連他的話也照登。讓這位作家「反倒不敢「胡說八道」了」。以前說的話「都是胡說八道」。這倒是避免危險的好辦法，把自己以前說的，以前寫的一筆勾銷，提前寫下悔過書放着，比費力批判法輪功向江司命討饒更簡便。


江澤民的御用工具張藝謀
一向清高的演藝界，誰會正眼看那個藏污納垢的黨？現在反過來了，小燕子趙薇一批青年女星爭着入黨，連《活着》一片的導演老謀子，經過江司命的面授機宜也轉了向，用獨運的匠心去迎合主子心意，塗抹江屠夫爲《英雄》。國家主義意識已滲透到國外，成龍指責港人抗23條百萬大遊行是「破壞香港形象」，向董特首喝倒彩是「香港人好醜陋」，梁朝偉認爲1989·6·4大屠殺是「合理的必須的」，收買與恐怖，吹捧與大棒並舉，三棲名星劉德華在6年前香港迴歸時接受大陸採訪時說了句「對6·4難以忘記」一直被秋後算帳，穿小鞋，要學川劇變臉技藝，成都川劇團，樂於傳授，拜師大禮都已完畢，北京中央橫插一槓子，變臉技巧一下子成了「國寶」，斥令重慶不得外傳，劉德華一下子成了外國人，必須防範！在演藝界高壓、糖彈、軟硬兼施的大氣候下，我擔心葛優是否還《活着》？因爲餘華先生在國外答問說：「人人就是爲活着而活着，而不是爲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那麼爲了活着，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放棄，出賣靈魂，出賣良知，出賣國土，背叛民族，什麼條件都可以接受，這倒成了漢奸走狗們活着的口實。

那麼到了江時代不讓活着怎麼辦？

餘華答問說：「「活着」這個詞，表達的不是進攻，喊叫，而是忍受」房子拆了，就睡在露天，不要喊叫，而是忍耐，到北京去鳴冤，被暴打，不要喊叫，而要忍耐，到天安門金水橋跳河自殺要判兩年徒刑，那就到深山老林，沒有人的地方去自殺，不要進攻，而是忍耐。不要給「國家」抹黑！

大陸以外的華人誰都不會認同這種活法。一位著名的女經濟學家曾專訪一位死刑犯，18歲，還是個孩子，面黃肌瘦，發育不良，吃着給他送去的蛋糕和學者做的午餐說：「一輩子沒吃過這麼好吃的，孩子多父母養不活，從小就從垃圾桶裏找東西吃，勉強上小學（那時學費五塊錢），到深圳打工，體罰，搜身，不斷失業，實在餓急了，第一次搶劫就傷了人命，他拒絕上訴：「反正是一條濫命！」，他看透了，即使僥倖改判，監獄的非刑更是生不如死，即使活着出來，早晚也是這種下場，教育、學歷、機會、地位， 一切與邊緣階級無緣，都被富人及權貴子弟佔去。」

這種哲學，我以爲反映了今日中國大陸國家至上，政權至上，人權至下，人民至下的國家主義大恐怖，作家餘華真實的夢境是——「我被拉到臺上——那時我們海鹽縣槍斃人是在兩個地方，不是南沙灘就是北沙灘。槍斃人時，全縣就象過節，囚車從會場開倒沙灘，上千人跟着囚車跑，我也跟着跑去看——那個夢中，我在臺上聽見人喊道：判處餘華死刑，立即執行！就有根槍管伸過來對着我的腦袋就是一槍。我覺得腦子裏空空蕩蕩，義正詞嚴地抗議」這豈不是喊叫，進攻，不再忍受了？請聽下文：

「義正詞嚴的抗議：「還沒到沙灘呢，怎麼就開槍了！」」

葛優會不會這樣？化血腥爲幽默，化殺頭爲插科、打渾，清朝因文字獄而殺頭的著名文學家金聖歎砍頭之前寫下紙條：「砍頭至痛，飲酒至快，飲酒又砍頭：痛快！痛快！」


歹毒的獨裁者江澤民
在小說改編的電影在大陸初演即禁，但風行世界的《霸王別姬》中，葛優飾演的京劇票友，以歷史反革命罪，被拉走槍斃時，不是這種死法。雖然五花大綁，動彈不得，他就用腳來說話——（已不能喊叫）。

葛優不忘戲迷習慣動作，特寫鏡頭，瞄準右腳：票友仍然演戲一樣，高抬腳尖，邁出京劇八字步：

神來之筆在一瞬間，賦予無限內涵：

來自國家政權的鋪天蓋地的大恐怖壓倒一切，但不能改變京劇票友作爲人的藝術愛好。（文革中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禁絕了京劇舊戲。）

來自獨裁政權的大荒謬，大屠殺，毀滅不了蘊藏人民心中、導人向善的傳統文化；

從德意志，俄羅斯輸入的洋教大荼毒殺人至死也熄滅不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文明。

即使江澤民的國家恐怖主義大恐怖也不過如此：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不畏威，此乃大威至也」

以此我寄望於葛優靈魂不死，也許他不會去向張藝謀、梁朝偉們看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