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我在《周恩來的官場生存術》一文中,描述了我看文革記錄片的心得:與林彪相比,「恩來同志的效忠表演,於細微處方見真功夫,遠在林彪的大處著眼之上。」

文章發表後,有師長輩的老先生質疑我的判斷,他認爲我把周的舉動稱爲「效忠表演」有點過分。他說:「周恩來是中共內難得的好官,周對毛的謙卑是出於不得已。但正是周的忍辱負重,才使他有保護一些好人和防止文革災難進一步擴大的機會。」

我非常理解這位老先生對周的感情,但我不同意他對周的基本判斷。正好手頭又有一則延安時期的資料,可以證明周對毛的效忠表演並非始於文革。

據高華先生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紅太陽」)一書記載:1942年之後,在經過整風洗禮的延安,毛澤東在黨內的權力和聲望已經達到「如日中天」的程度,中共高層的各色人等懷著各自的目的,開始了一場向毛爭寵的效忠競賽,王明、張聞天、博古、王稼祥等留蘇派,周恩來、彭德懷等「右傾路線」的代表人物,企圖借吹捧毛而度過繼續捱整的難關;劉少奇等「毛派」也想借捧毛而更上一層樓。於是,延安整風的最好階段就由兩個方面構成:一方面是清算兩個宗派主義山頭──王明、博古代表的教條主義和周恩來、彭德懷代表的經驗主義;另一方面是發動中共歷史上的第一次造神運動。高華認爲:在中共歷史上,此前從來沒有過頌揚領袖的傳統,而對領袖進行大規模頌揚始於四十年代的延安,毛澤東的同僚們率先對自己的同事毛澤東進行熱烈讚美,並迅速把毛捧爲凌駕於中央集體之上的「尊神」。(見《紅太陽》P608)

在該書的記述中,捧毛的行列幾乎囊括當時的中共高層,劉少奇、朱德、彭德懷、陳毅、羅榮桓、陸定一、康生、王明、張聞天、博古、鄧發、王稼祥等等,周恩來當然不會例外。而且周捧毛的意義遠比其他人重要。高華分析說:「作爲黨的幾個歷史時期的主要領導人,周恩來對毛表示心悅誠服,對其他老幹部將有著重要的示範作用,如今周恩來都向毛澤東表示了忠誠,黨內還有誰不能低下他們高貴的頭呢?」(同上書P614)

在毛被捧爲黨內獨尊後,由劉少奇鼓吹的「毛澤東思想」也就成爲全黨的「聖經」。毛在日常事務中與黨內其他同僚拉開了距離,毛的演講已經變成了「主教兼先知的佈道」,坐在下面聽講的黨內高官們則是信徒。美國記者白修德於1944年10月訪問過延安,他親眼見到過這樣的場面:「毛澤東發表演講,一班高級領導人聚精會神手執筆記本奮筆疾書,其狀況似一羣恭敬的小學生在聆聽老師的教誨,而周恩來則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舉持小筆記本,稍微有點晃動,引人注目地在記錄那篇偉大的講話,以便主席和所有其他的人都能看到他對偉大導師的尊重。』」(同上書P614)

看了這位洋記者當年的記述和高華先生的分析,再回頭看我對文革記錄片中的毛周關係的分析,大有異曲同工之嘆:周恩來對毛的效忠表演始於紅太陽剛剛升起的時期,在文革中達到高潮並進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化境。

周對獨裁官場生存術的嫺熟運用,正是周得以善終於毛時代的祕訣之一。

順便提一句,《紅太陽》一書,以其紮實的史料和清晰的敘述,向我們展示了毛澤東及其中共的本質特徵,我讀過該書後的第一反應,可以用十個字概括:「昨日小延安,今日大中國」。1949年後毛澤東統治所做的一切,不過是把當年的小延安擴展到今日的大中國而已。在毛中共的治下,小延安就是大中國的縮寫,大中國就是小延安的擴大版,二者的共同之處就是絕對的個人極權,以及爲了達到個人極權而進行的清除異己、殘酷鬥爭和個人崇拜。

2003年11月8日於北京家中

〔原題目:周恩來爲官術的補充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