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痛惜的是，這是1936和37年手交手的冬天，日本兵早已侵佔了東三省，再過半年就是他們要佔領全中國的盧溝橋大戰，國難當頭。正是這國難當頭，張國濤帶領的紅四方面軍男女老少，極其艱難的過來過去，過去又過來，叫做三過草地，終於來到了黃河邊。張國濤和一部分兵馬剛過了黃河，要去延安會見毛主席，還沒過黃河的李先念，徐向前等頭頭們，接到了延安黨中央毛主席的命令，要這將近三萬人不要過黃河，經河西走廊和大沙漠，向西去蘇聯邊境，打通國際路線。
我們的同志非常的天真，以爲日本兵佔領了東三省，從那裏和蘇聯聯繫太不易了，所以要打通向西的路線。從南方來，官兵們還沒有休整，這是北方的冬天了，還沒有棉被棉衣，不管再艱難，也要聽從毛主席的命令，完成這偉大光榮的歷史使命。沒有人會想到，這是最可怕，最無恥的，最惡毒，比天大的陰謀。我們的毛主席最怕張國濤利用他所帶領的這強大的力量奪他的權，打碎他的皇帝夢，所以他要借刀殺人。前面把守河西走廊的，是異常兇猛的馬家軍，又是槍又是大刀，這正是蔣委員長堵在這裏的銅牆鐵壁。這一些單衣草鞋，在草地上餓瘦了的 紅軍戰鬥員們，怎麼可能從這裏穿過去呢？果然是一場古今中外少有的大悲劇。
更可悲可憐的是，黨中央毛主席根本就不承認給他們下過命令，要他們去打通國際路線。說他們國難當頭不抗戰，向西逃跑，戰死的和沒戰死殘廢了的，以及張秋琴領導的婦女團活下來的女戰士，統統是叛徒。所以被俘蹲了人家監獄的婦女團長張秋琴，爲了抗戰，國共合作，從監獄放出來的張秋琴，49年後擔了紡織工業部長，文革中還是過不了關，還是被紅衛兵打成叛徒，不可能不從高樓上跳下來，粉身碎骨，正如她無論如何也逃不出馬家軍(西北大軍閥馬洪魁、馬步芳的馬家軍)那大刀陣一樣呀。
傳說徐向前騎著小毛驢，駝著西路軍的銀元，單獨一人逃去了延安。李先念在祁連山下苦戰到最後，身邊還有十幾人，還是拔腿向西走，去完成任務，過沙漠去打通去蘇聯的國際路線。多虧了這時候蘭州有了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董必武派出了一部大汽車，把他們追回來了，才免於困死在沙漠中。可見西路軍的頭頭們是多麼忠於黨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半點也不懷疑這是上當受騙。一直到被毛主席給他們扣上一頭帽子，說他們在張國濤的指揮下國難當頭不抗日，向西逃跑，這才明白那些冤死的戰士，和被敵人砍下頭掛在城樓上展覽了許多天的各軍負責人蒙受的是什麼樣的冤屈和恥辱。這其中只有帶領全軍起義投誠了紅軍的原國民黨董振堂軍長在石家莊建了烈士紀念碑，這是解放後的事，編造了一套於事實不附的悼文。其他被敵人砍下腦袋掛在城頭向衆人展覽了許多天的各軍首長們，只有敵人拍的照片留了下來，掛在武威的烈士紀念堂的牆壁上向後人展覽，葉劍英出面的題詞就是這一場最大冤案的結論，叫做「英雄死在錯路上」，這就是蓋棺論定，誰還敢於說明真相？憋死你也不可以了。活下來的頭頭們多麼想爲那麼多的冤死者說明真相，到死也不可能，這就叫做爲了毛主席，爲了全黨。
從延安逃跑了的張國濤，關於四方面軍的真實情況，在國外寫出了回憶錄，在國內只有對他的反駁，見不到他的回憶。過草地後他去了延安，不知道所謂西路軍是怎樣的上當受騙，全軍覆沒的，是否他知道點大概？回憶錄中說沒說？國內無人知道。
那許多沒有在戰場上拼殺戰死，彈盡糧絕做了俘虜的戰鬥員們，在張掖和武威兩個縣城內，敵人用槍口和刺刀指揮，要他們挖掘了兩個又深又大的萬人坑，逼他們跳下去，統統活埋了。爲了爬上來活命，他們把深埋他們的泥土拱裂了縫，沒有一個人能夠爬上來。當他們被林立的槍口和大刀逼向萬人坑的時刻，有一個敵軍營長對一個十六七歲的小紅軍戰士說：「你還往前走啊？前面那是什麼？你不知道嗎？快逃跑，進衚衕吧，我不向你開槍。」就這樣，在張掖城內活下來一個小戰士，沒有人知道他最後的下落是怎麼樣的。
同樣可憐的是婦女團的女同志們，在拼殺中她們被敵人趕到祁連山頭下，她們一步也動不了啦，又餓又累，被敵人活活砍死，她們也只能忍受了，只有一口氣，算是還活著。就是這樣，團長張秋琴被俘進了監牢獄，全體女戰士統統是馬家軍的戰利品，誰官大誰先挑選，沒人要的歸有權有勢的社會人士。她們反抗，逃跑，不但逃脫不了，種種的慘狀真叫做萬言難盡了。一直到49年彭老總帶領著第一野戰軍打到酒泉的時候，聽到了兩位女同志的悲壯，他爲她們大哭了一場，讓同志轉告她們，說咱們的人來了，很快就好了。他沒有想到，凡是活下來的男女，不管他們殘廢的慘狀有多麼可憐，將近十年的日子有多麼悲苦，統統被說成是不抗戰，向西逃跑的叛徒。經過了多少人的脣舌，放下政治結論，每人每月發給20元人民幣的活命費。女同志們和團長張秋琴在文革中不得不跳樓自殺比，又幸運多了。這和娃娃般張開大口爲他們放聲痛哭過的彭老總，那受盡了侮辱、毒打，那死無葬身之地相比，是不是又幸運的多了？祁連山知道嗎？
對於謊言製造的這一場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大悲劇，大慘案，知道的人太多了，對於當事者負責人到死也不能向世界說明真相，更加是慘中的慘，悲中的悲。徐向前臨終前，老難友，老戰友李先念來看望，來向他告別，他留下的話是：「一，不搞遺體告別，二是不開追悼會，三是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別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他到死也不會忘記，在河西走廊那些拼死拼活冤死的戰士。
河西走廊從祁連山流下來的不只是清水，更有這清水沖刷的善良。82年筆者來到了祁連山下的草灘上，坐在了牧牛人一位八十歲的老媽媽身邊，要聽她說她所見過的戰敗後的西路軍戰士是怎樣的情形？她和丈夫給那八位可憐的戰士殺了一頭牛，煮熟讓他們吃飽後，還要他們每人儘量的帶走一些肉，還把多年存放的牛皮披在他們身上當做棉衣服。當這位藏族老人要向我訴說這些事時，她的女兒當翻譯，對我說，在告訴我那些情形之前，老媽媽要首先唱一首歌可以嗎？我雙手合十，點頭又點頭。沒有想到八十歲的老人還有如此嘹亮激憤的歌聲，她唱道：
雪山你好好的在，白雲我要走了；青松你好好的在，布穀鳥我要走了；草灘你好好的在，野牛我要走了。
這一首古老的歌，祁連山、樹木老人、草灘，只有這一種聲音，善良，永遠善良的牽掛，懷念，永遠想不到會有如此般血寫的謊言。鳥會飛，牛會走，雲會散，沒有人知道謊言到底要的是什麼？是永遠、永恆呢？還是最殘酷的夢幻？祁連山會回答，所以她是永遠的祁連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