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被捕的嫌疑犯（稱「未爲犯」），與外界被絕對隔絕，由公安審訊員「預審」，實爲祕密審訊。結案後才交監察機關起訴，法院判決，此制度至今未改，這是人們「失蹤」的奧祕。
（一）最常用的酷刑
如果嫌犯「不老實交代問題，」審訊員可用各種手段進行逼供，最通常的手段是給戴上手銬、腳鐐、關入禁閉室（單人小黑牢）或佈置衆犯人批鬥，高呼「不坦白死路一條！」，震天動地，心臟病患者可當場嚇死，必須指出，手銬的可怕，在於其戴法。遇上心狠手辣的獄卒，把手銬扣緊，鐵齒吃入皮肉，流血與腫脹事小，觸動腕神經，痛得直鑽心，才叫人談銬色變哩！
六十年代，在北京第一看守所，我因拒絕死背「老三篇」給戴上背銬數月。直到調走，才解銬，在北京第一監獄，我只因寫些外語單詞，又成爲「反改造分子」給戴上背銬，還吊起來，鐵齒吃進腕神經，痛得我直叫喚。
第三種銬法，稱「蘇秦背劍」，從腰後和背後把雙手銬上，形同背劍，極可怕，劉濟昆在《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一書，有如下描述：「使我的雙手臂膀腫脹瘀黑，只有咬緊牙關忍痛。兩天沒喝水，卻不停地流汗，小便就欠奉了，到了半夜，與其說我睡覺，不如說是昏迷。」
一九九九年在美國一勞改研討會上，劉丹紅作證，她於九十年代在武漢監獄目擊一斯文的女死囚，用鐐銬被固定在木板上，如同耶蘇釘在十字架上，稱「板子鐐」，據說是最新的刑法。
還有叫「和手衣」和「豬嘴」的刑具，前者衣褲相連，袖口褲口都縫死，據說可吹氣，後者形同防毒面具，戴上後，都可令人室息，不常用。
我只因「頂撞隊長」一句，被禁閉一週，逃亡北韓引渡回來，禁閉四個月，有人禁閉一年，出來時我見他臉色蒼白，精神恍忽，如同精神病患者，禁閉的痛苦，唯有親身經歷才可體驗。
禁閉期間，每天只給三兩七錢五的因糧（在北京相當於兩個玉米窩窩頭加上一塊鹹菜）只供囚犯呼吸的熱量，不致於餓死。
此外，還有一種棺材式的禁閉室，囚犯只能躺下，不能坐立，最恐怖，外界似乎無人知曉。
（二）最簡單而可怕的刑具與毒打
我未聽聞公安使用老虎凳一類的刑具，然而，一根一米多長的麻繩，比什麼都恐怖。
在北京一監，同犯宋某隻因小事，四肢從後面勒緊，僅前身著地，稱「旱鴨泅水」。
七十年代初，「一打三反」運動時，在河北饒陽縣看守所兼監獄，有些精神病的劉學文，只因罵江青一句話，被站崗的軍人聽到，判死刑。刑前把他五花大綁，整夜吊在院子中央的曬衣柱上，有意強迫四周牢房的囚犯觀看，而那時是北風呼嘯，滴水成冰的酷寒季節啊！
調往衡水監獄，因在「犯罪原因」一欄裏我填「逃跑北朝鮮」，不寫「叛國」，結果，牢頭一聲令下「幫助幫助他認罪」，十幾個囚犯立即蜂擁而上，把我毒打。
韓某被打成瘸子（跛子），一個醫生被打斷一條肋骨，都僅僅因爲「不認罪」，有些勞改隊打死人，牢頭加刑，而「隊長」的好官自爲之。須知，這些暴行都是「隊長」背後佈置的，他們極少親自動手打囚犯。
（三）另類酷刑──捱餓
在團泊窪勞改農場，有人只因拔些花生偷吃，嘴也被戴上嚼子（馬具），現流亡美國的劉文波告訴我，他在河北隆堯縣唐家莊勞改家農場參加過死刑公審大會，唯恐死囚高呼「反動口號」，公安把木樁打入死囚的嘴巴（死者因爲國軍湯恩伯將軍的侄兒。）不比在槍斃前把張志新的喉管割斷「仁慈」。
如今，公安，武警都擁有電棍，虐待囚犯最省事，最見效，無人不膽顫，西方財團只顧商業利益出售刑具給中共，應受譴責禁止。
長年捱餓和沉完沒了的繁重勞動，這是另類酷刑。
在「預審」期間，把囚糧壓得很低，利用飢餓逼供，無人不屈服。
一九六０年我在河北清河勞改農場屬下的「五八五」勞教分場勞動，最困難時只給我們吃用稗子草草籽做的餑餑，因份量太少許多人都相繼餓累死亡了。我因不甘於白死，於六０年六月六日凌晨冒生命危險從於家嶺分場鑽出電網逃亡，在北京被捕後判無期徒刑。多年後遇譚學文，他說「五八五」分場除他個別倖存，其餘都餓死了。
已故包若望在《毛澤東的囚徒》一書中說「五八五」分場是「死亡營」，千真萬確。 在饒陽縣看守所，我們每年只有在春節吃到一頓肉，因缺蛋白質，人人身上都浮腫，鄒某因不堪捱餓，搶吃爬進牢房的昆蟲，中毒肚脹死亡。
在饒陽，春節那天有些高幹子弟要求張所長允許囚犯買些糖果藉此腹。張所長立即召開大會，怒斥道「給你們都吃飽了，你們還會怕嗎？」一語道破當局逼囚犯捱餓的天機。
（四）沒完沒了的強迫勞動
在北京第一看守所，因囚犯多，只有部分人蔘加勞動，加工塑料鞋。雖然屬輕勞動，但當局強迫搞勞動競賽，緊張得一分鐘也不得停手。
在「五八五」分場，我們從事最繁重的勞動，出工與收工，兩頭頂月亮；兩人一副扁擔，抬極沉重的混土上坡築引水渠，一人突然倒下，鼻孔流黃液，奄奄一息，「隊長」竟斥爲「裝病」，勒令兩人左右把他架起來，繼續抬重土，第二天他永遠醒不來了。
我呼籲聯合國及文明國家對中共施加壓力，廢除大陸各種酷刑的根源－－勞改和勞改共產奴隸制度。
中國大陸必須建立文革及勞教、勞改酷刑博物館，教育後代，永別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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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鋒小傳2001-7-23我生於一九二八年的荷屬東印度羣島（今印尼）第四大城市棉蘭，與兄姐六人都是第三代華僑 ，故在家都說印尼話，兄姐都上英文或荷蘭文學校，我排行最小，遇上戰爭年代，情況最特殊，上過英荷中文三種學校。
在日據時代，因深受反日左派老師的影響，公開反對奴化教育，遭親日老師一個大耳光，從此罷學，組織祕密讀書會，專讀愛國與革命的作品（如《最後一課》和《列寧的革命故事》等）
戰後讀毛澤東著作，反對殖民主義，支持共產黨與印尼獨立運動。我曾在新加坡上學和任教，加入馬來亞（不是馬來西亞）共產黨的青年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反對英殖民主義、「美帝」和國民黨。
一九四九年初赴香港報考中共辦的達德學校，不久因遭當局封閉，我和一批南洋左派同學於同年被中共保送到北京（乘英國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