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四、腐敗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續2)

4.社會信息的梗阻

對中國政府來說,貪污腐敗對政府最直接的影響還不是民衆對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因爲中國並非民選政府,政府從來只要自己聲稱是民意的代表就行。對政府來說最大的危害乃在於中國政府的軟政權化,政府官員獲取個人利益往往是以破壞法律與違背職業道德爲前提。

「軟政權化」過程中,對政府職能破壞最大的莫過於腐敗官員習慣性的數據造假。中國政府往往陷入官員們用假數字造成的迷魂陣中,在信息失靈狀態下作出的政策選擇往往不能解決問題,反而起了南轅北轍的作用。

中國政府造假並非始自今日,造假是共產黨政治文化的一項久遠傳統。著名的大躍進期間,中國政府造假到了非常荒唐的程度。這一習慣在鄧小平時代前期(20世紀80年代)有所收斂,但到了江澤民統治下,僅憑几個經濟發展指標就決定幹部任用、待遇的做法,鼓勵大量政府官員造假,於是中國政府又回到了習慣性的數據造假這一軌道上來,「村騙鄉,鄉騙縣,一級一級往上騙」,「官出數字,數字出官」是中國公衆對某些統計違法行爲的形象概括。官方曾公佈了一些懲處數據造假的消息:

1997年下半年,國家統計局、監察部、國務院法制局聯合開展的全國統計執法大檢查,共查處統計違法行爲6萬多起。其中虛報、瞞報、僞造、篡改統計資料的佔56.7%。國家統計局政策法規司司長葉長林特別指出,這6萬多起是情節比較輕的,故稱「統計違法行爲」,此外全國還立案查處了1.5萬起情節比較嚴重的統計違法案件。其中頗能說明問題的是這樣一個案例:劉榮志從1993年任四川西充縣縣長以來,多次強迫統計人員按照他的意圖報送統計數字。如1995年全縣工業總產值實際爲17,921萬元,年報爲28,955萬元,虛報11,034萬元,虛報數是普查數的61.57%。其中特別嚴重的是鄉鎮企業產值,虛報數爲實際數字的1.18倍。2001年全國統計系統2001年共查處統計違法行爲6.2萬多起。44

數字造假並非只是政府行爲,企業財務報表弄虛作假,與作爲社會公信機構的會計師事務所做假賬互爲表裏,已經成爲中國社會的一大頑症。

2000年財政部組織駐各地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對59戶企業1999年年度會計信息質量進行了抽查。這次共抽查了外貿(糧油食品進出口、化工進出口)、電信、汽車、機械等行業的159戶企業和爲這些企業出具審計報告的117家會計師事務所。在被抽查的159戶企業中,資產不實的有147戶,共虛增資產18.48億元,虛減資產24.75億元,資產失真度0.95%;所有者權益不實的有155戶,共虛增所有者權益19.36億元,虛減所有者權益18.17億元,所有者權益失真度1.82%;利潤總額不實的有157戶,共虛增利潤14.72億元,虛減利潤19.43億元,利潤總額失真度33.4%。

上海市國有企業會計失真問題相當普遍,財政收支中的弄虛作假行爲十分突出,不少企業做假賬、報假賬、算假賬,盈虧嚴重不實。據市審計局1998年組織對22家市管企業及202家子公司進行經濟責任審計,查處114家企業虛增利潤22.69億元,65家企業虛減利潤4.93億元,相抵後虛增利潤17.76億元,佔審計前報表利潤總額26.45億元的67.15%。

1998年,全國各級註冊會計師行業協會對有關事務所和會計師進行了處理。據不完全統計,對478家問題較多的事務所分別給予撤銷、警告、暫停執業和罰款、沒收違法所得等處理,其中撤銷事務所103家,撤銷分支機構近千家,還向一批不達標的事務所發出限期整改通知。中國股市中的違法違規現象之普及,如設局騙錢、虛假包裝上市、欺詐上市、虛假重組、虛增利潤、虛假做帳等等,事後經調查,發現無一不是公司與會計師事務所互相勾結,如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華倫會計師事務所、立華會計師事務所、華鵬會計師事務所等就是已經曝光的幾家社會公正機構。一位外國觀察者根據中國近些年來披露的材料,寫出了一篇「騙子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48 來形容中國目前經濟信用體系崩潰的可怕局面。

5.腐敗導致對資源的掠奪性使用與生態環境的全面惡化

腐敗作用下,中國官員們任何決策的出發點都已經不是國家與人民的長遠利益,而是算計自己在每一項決策當中所獲得的個人收益。在這種算計下,中國的生態資源處於被掠奪狀態當中,生態環境迅速惡化。

在世界各國中,中國礦山事故發生爲頻繁,礦山事故伴隨著礦物資源的掠奪性開採,這與官員們追逐羣體利益兼個人利益有直接關係。1990年全國礦山死亡10,435人,1991年9,777人,1992年9,683人,1995年礦山事故死亡10,572人,1996年9,974人。1997年3月4日至4月11日,陝西省白河縣一地在外做工的農民,在三次煤礦事故中共死亡98人。據該縣政府統計資料,自1994年以來,白河縣每年外出打工的農民高達2.2萬人,而每年因各種事故死亡的人數達80人以上,重傷致殘20人左右。

2001年廣西南丹煤礦事故發生後,人們才知道,每年該礦向外公佈的死亡人數遠遠少於真實死亡數字:2000年因事故死亡259人,只報了57人;2001年1~7月,因事故死亡264人,只報了94人!

而這類瞞報事故中死亡人數的事情在中國是非常普遍的事情。這些礦山企業的老闆之所以有恃無恐,就在於得到當地政府官員與國營大礦負責人的支持。已有不少調查材料表明,事故頻繁的小煤窯之所以能夠大量存在,與地方政府將其視之爲小金庫有關。湖南永新縣郊鄉的鄉幹部每天輪流到該鄉的小煤礦「值班」,其實就是收「規費」,每天1,200元。還有的小煤礦就是國營大礦的負責人開辦,再承包或賣給其他小礦主,用以謀利。由於上述這些人構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所以每當小煤礦發生事故後,當地政府與國營大礦負責人總是隱瞞包庇。中國7,000多個礦山,現在有一半已經陷入停產、半停產狀態。

近20年來,中國的公共工程成了一架產生賄賂的機器。

三峽工程這個將來在歷史上要備受指責的工程,出臺與一些依靠水利工程吃飯的利益集團長年累月的活動有關。三峽工程的興建也爲大量貪官污吏提供了尋租機會,如搬遷中用於安置移民的土地,許多根本沒有真正用於移民搬遷及小城鎮建設,而是一些部門、地方政府搭移民搬遷的快車,違法佔地炒賣,謀取私利。如四川省忠縣石寶鎮政府將徵用的土地,以高價轉讓給建設單位和個人,1997年收轉讓費每畝達9萬元以上,現在每畝高達20萬元以上,從中獲利巨大。喪失土地、失去生活來源的農民,卻得不到依法律規定應有的補償。

中國當局表示,有97名參與長江三峽工程的政府官員因從工程中謀取私人利益被判貪污罪名成立,其中一名官員被判死刑。中國當局審計官員表示,賠償因三峽工程而被重新安置的居民的款項中,有5,200萬美元不見了。四川省重慶市雲陽縣高陽鎮四位農民何克昌、溫定春、姜青山、冉從新因向政府部門反映地方官員大肆貪污移民款的問題而被逮捕,被控以「聚衆擾亂社會秩序罪」和「泄露國家機密罪」,並在獄中受到殘酷折磨。

因三峽工程造成的嚴重污染雖然在中國國內是絕對禁止討論的話題,但已經廣爲國際社會所知,如對氣候、水文條件等的影響,還有各種地質災害接連不斷地發生,如三峽開工8年來滑坡3465個,崩塌變形高達1190多個。

如果說對環境的改變是間接緩慢的,那麼直接造成的污染也有時見諸報端,如四川省奉節縣巨大的垃圾山每年至少向長江輸送2000多噸垃圾,重慶一市直接向長江輸送的生活污水每年達4億多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