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前香港總督彭定康以英國最後一名港督身份,發表施政報告之後破例親上電臺回答市民質詢,在香港面臨九七期間表現了負責的決心。新中國董建華政府最初五年蕭規曹隨,但是,「董先生,請你下臺」的呼聲在答問節目之中一年比一年響。今年,他終於定下對策,實行避席,充份表現了不必向港人負責的事實。

隋朝末年,王世充割地稱帝,初時厲精圖治,到鬧市也不清道,說要「救恤時危,正如一州刺史,親覽庶務,當與士庶共評朝政」,百姓上書獻策果然十分踊躍,但王世充只是軍閥,無法應付,「數日後不復更出」(《資治通鑑》卷一八八)。王世充不懂治國,爲後人所笑,但他畢竟明白救恤時危不能不順民情。

董建華所治不過是四百平方英里的小城,卻連一年一度花兩三小時跟士庶談談都視爲畏途,統治才具可想而知。他對民情有多重視也可想而知。

其實,電臺答問可免,施政報告何獨不可免。董建華第一份施政報告「十年內七成百姓居有其屋」的大計,早就給他自己否定了;其後「額外援助孤苦老人」的承諾,也和「香港要成爲亞洲曼克頓」等等宣言一起同歸烏有。說到底,施政報告是西方民主社會的產品。不顧民情的施政報告,就如畫虎類犬、刻鵠類鶩,不如不刻不畫。

董建華施政問題上回避市民質詢,和保安局長劉淑儀最近病避過二十三條法案的質詢,可謂異曲同工。當年秦檜給韓世忠質問岳飛下獄原因,一時無詞以對,只有支支吾吾說岳飛罪狀「莫須有(也許有)」,天下於是更加不服。早知韓世忠發難,秦檜一定避席,或病在家。天下很多事不是憑一張巧嘴就說得過去的。

(蘋果日報)(1/11/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