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春燕不光是在监狱里“养花、看小说、跳舞、卡拉OK，”还能对外国媒体说：“国外都是通过网上看到一些信息说中国政府如何迫害法轮功人员，他们在看守所、监狱里受到非人待遇和折磨。你不要紧张，这里没有什么打骂现象。”她接着说：“我父亲来看过我，说我都胖了，认不出来我了。这里生活挺好，出乎我意料。”
最近有些中国的大学生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外面示威，抗议美国人拒绝他们的赴美签证。其实他们完全没有必要跑到美国来讨生活，滕春燕唱卡拉OK的那座监狱就不错，至少看起来比大部份在美国起早贪黑的华人过得快活。
滕春燕至今也没有出狱。据外国记者报导，现在，她被关押的监狱的高墙顶上是缠满铁丝网的电线，布满监视器和武装警卫的时刻监视。她在北京显得出众的纽约时尚已不复存在，她优雅的外形也已经变了。她飘逸的长发被剪短了，看上去油腻或成胶状。她那曾经亮丽的面庞现在甚至有点肿胀。
别人的经历毕竟是别人的，无论怎么看着假也无法去证实。直到去年自己被稀里糊涂地弄进了安全局，才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那种标准的克格勃式的审讯方式完全就是盗版的《古拉格群岛》。当我正在一边犯糊涂，一边又心神恐惧的时候（以为碰到了劫匪），负责审讯的“领导”就开始了他们的拿手好戏（从此以后我对领导这个词就有特殊的理解）：
问：刘连昆知道不？（冲我喷一口烟）
答：不知道。
问：告诉你吧，（再喷一口烟）这个解放军大校的案子就是我们办的。
答：？
问：他那才多大点事儿，只不过告诉台湾说我们演习的导弹放的是空弹头，根本没法跟你这事儿比。就这个，死罪（将烟头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
我当时连犯了什么事都不清楚，但从他的口气和掐烟头的力气来判断，我已经远远超过该枪毙的罪了。后来经过领导上好几天的暗示、提示和明示，这才弄明白原来我犯的罪是因为老婆访问过台湾，而我没有主动交代、揭发，这叫知情不举（据说是个法律专用词），“其性质非常严重”。这个罪我当然要认了，但我并没有象当年在延安为写了一篇《野百合花》而被砍头的书生王实味一样被迫说自己该枪毙一千回。就我这么“重大”的罪，关了不到一个月也就放了。如果当时就让我上中央电视台，恐怕说出来的话跟王实味也差不多。
现在我才明白，无论是克格勃还是康生当领导时的安全局，或者是任何人当领导的安全局，只要把你抓了进去，首先告诉你的肯定是你犯了死罪，先要让你觉得自己该枪毙一千回，然后再讨论坦白从宽的可能性。到最后，无论你被判了什么罪，都要感谢党（或克格勃）的不杀之恩，因为比起枪毙一千回（等于千刀万剐）来说，才一刀就砍下王实味的头，都算是宽大处理了。
现在，杨建利在中国的监狱里仍然没有一点消息，但我想他的处境跟我当时也没多大差别，可能现在正蹲在那儿琢磨人家要把他枪毙多少回呢。如果有一天杨建利上了中央电视台，说他并没有受到迫害，而且来个“公开认罪”，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等等，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因为那是在中国惯常上演的闹剧。
大多数人由于没有进过安全局，所以会觉得象王实味这样的人说话太没有骨气。也有很多人在回中国的时候被安全局找去谈话，或者在一些莫名其妙的保证书上签了字，事后又觉得丢面子，所以大都不愿提起这档子事。好在中国的历史总是反反复复，没有人知道个对错，也许根本就没有个对错。今天还是领导，也许明天就进了局子，今天还是主持人犯见记者的导演，明天可能就变成了在押演员。
所以在经历了这许多之后，大伙就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在某时某处，在被逼迫之下，别无选择地在某一出闹剧中演过那么一个角色罢了。而制造这些闹剧的，最后还是要看自己的戏。
材料来源：《观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