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頭說起
一九一八年農曆七月初七，欽本立出生於江南太湖之濱的長興縣，祖先在元朝時，從蒙古遷居此地的紳士。在家中，欽本立是長子，他有一個弟弟欽本廉和兩個妹妹。欽本立在湖州唸完了小學，入讀當時的名牌學校「杭高」－－－杭州高中。抗日戰爭中，欽本立考入了朝陽大學，攻讀法律專業。由於他參加並組織領導了當時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在大學三年級，被學校當局開除了學籍。
作爲失學青年，欽本立在社會上闖蕩了一個時期。經當時一些進步的新聞工作者的幫助和提攜，欽本立開始了新聞工作者的生涯，先是在成都《時事新報》，又在重慶的《商報》和《商務日報》等報社服務……。 欽本立在晚年常常回憶自己重慶作報人的那段經歷。他說「《商報》只辦了一年，就被國民黨當局查封了，……現在《商報》留下的人不多了，但還有幾個，都是種子。」欽本立的這席話，與其說是在評論他的舊同事，還不如說是對自己一生經歷的概述。
重慶的《商務日報》，是被中共地下黨控制的國民黨報紙，當時吸引了不少進步新聞工作者爲其效勞。現在的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的楊培新，當時任《商務日報》的探訪部主任，欽本立與劉火子、梁柯平、邵瓊、周潔等均爲該報的記者。據當時的同事回憶，欽本立儘管言辭謹慎，談吐木訥，顯得城府頗深；但他生就的濃眉大眼風度灑脫，平日裏喜歡戴一條紫紅色的領帶，頗具魅力。
「校場口事件」爆發以後，高集、浦熙修等著名記者發起簽名抗議國民黨法西斯白色恐怖的運動，欽本立當時亦投身其中，在抗議書上毅然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抗戰之後，欽本立開始活躍於上海新聞界。期間他曾就職於上海《經濟週報》，主要通過與該報作者與讀者的社會關係，爲中共作上海「解放」的準備工作。當時，欽本立作爲一個爲真理而獻身的進步青年，已經確立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並積極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
一九四七年五月，《文匯報》被國民黨當局關閉，該報創辦人徐鑄成只得將報社遷至香港。但《文匯報》仍要堅持報道國內問題爲主，便在上海設立了一個記者站，欽本立當時就是上海記者站的負責人，浦熙修等著名記者在國內寫的一些重頭稿件，都是通過欽本立傳到香港去的。
在《文匯報》與徐鑄成合作
「解放」初期，上海的《申報》和《新聞報》合併，成立了《新聞日報》，欽本立作爲共產黨的代表人在該報主事。後欽本立又到上海市委的機關報《解放日報》任財經組組長。一九五零年，中共爲了完善和鞏固自己的中央政權，從各地抽調幹部進北京，充實中央各部門的工作。欽本立亦偕夫人進北京，擔任了《人民日報》國際經濟部的一位負責人，當時他主要研究和報道美國經濟。一度他也是《人民日報》首任特派美國記者的人選，後因中美交惡而告吹。
欽本立在《人民日報》期間，曾介紹當時在北京辦《教師報》的徐鑄成，結識了《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鄧拓，當時欽本立與徐鑄成是住在同一條街上的鄰居。鄧拓與徐鑄成一見如故，談得十分投機。在交談中，鄧拓鼓勵徐鑄成恢復上海的《文匯報》，他認爲這張報紙有別的報紙所不能起的作用。
徐鑄成回上海促成了《文匯報》的復刊，徐鑄成與鄧拓商量請欽本立反滬，任黨組書記兼第一副總編，負責日常編務工作，即常務總編。《文匯報》當時還是一張公私合營性質的報紙，按規定應該有中共黨員作「公方」代表參與或主持報社的領導工作。由於徐鑄成以前與當局所派的共產黨幹部合作得不盡如意，故在復刊時決意要尋找一位能夠合作共事的中共幹部，曾與他共過患難的欽本立，就成了他合適的理想人選。
但欽本立起初並不願意回上海，但當時許多朋友都去勸說欽本立夫婦，連當時的中宣部長陸定一也鼓勵欽本立不要有顧慮，到上海後協助徐鑄成大膽工作，把《文匯報》辦好！
《文匯報》作爲一張以知識分子爲讀者對象的報紙，在徐、欽等老報人的領導下，當時的確辦得有聲有色，連毛澤東都感到《文匯報》比《人民日報》更有看頭。毛的這一評價使欽萌發了一個思想念頭：在中國大陸的具體國情裏，可以通過報紙輿論，對高層決策的形成產生影響，從而起到推動中國社會進步作用。
「反右」被連降三級
一九五七年，欽本立和廣大知識分子、民主人士一樣，懷著滿腔熱情給黨提意見，提建議。是年三月下旬，徐鑄成率領上海新聞代表團訪蘇四十多天，報社事務完全由欽本立「一把抓」。徐鑄成回國後還是整天埋頭在寫《訪蘇見聞》並逐日在《文匯報》上連載。多少年後，徐鑄成向筆者回憶道：當時看到《文匯報》捲入大鳴大放時，吃了一驚，即刻打電話對欽本立講：近期的版面處理得太過火了，過猶不及啊！雖然欽本立聽取了徐鑄成的意見，對版面作了調整；但爲時以晚，毛澤東在六月五日發表了《這是爲什麼？》，接著先後發表了《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和《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文匯報》被理所當然的定性爲右派報紙，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副總編兼駐北京辦事處主任浦熙修被劃爲全國性的大右派。
欽本立作爲《文匯報》的主要負責人，按理也難逃右派分子這頂帽子，但由於他是共產黨「派」他到《文匯報》去的，而反右的矛頭主要是對著民主黨派的非中共黨員（毛斷言民主黨派在向執政的共產黨進攻，欲取而代之），故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宣傳部長石西民認爲，欽本立如劃成右派，可能不利於中共自己的形象。結果，欽本立被處分爲留黨察看兩年、行政降三級。
隨著欽本立在反右運動中所受的挫折，他被調離《文匯報》，去中共上海市委調研室工作，負責主編一本內部刊物。在六十年代的「四清運動」中，他也參加「四清」工作隊下放到農村去。文革開始以後，他被下放到上海郊區的奉賢縣的一個「五七」農場勞動改造。此前，他還曾被紅衛兵、造反派，單獨一人關押在與外界幾乎完全隔絕的「牛棚」裏，長達七個月之久，走出「牛棚」時，他不但鬍鬚長得很長，而且已不會講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