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烏金鎮大峪村是中國北方典型的農村，胡文海世居於此。該村支書記等多人貪污公款五百多萬元的行爲，令胡文海不滿，在徵得村民一百多人的簽名和相關證據後，向上級舉報村支書記的貪污行爲。相關資料被壓在烏金紀委和榆次區公安局等處，令他心生絕望，採取極端手段，表達其不滿。
文章指出，起初胡文海知道舉報材料被壓在區公安局時，曾多次找公安局經濟偵察大隊長催促辦案，大隊長先以「沒有辦案經費」搪塞，後在胡文海表示自己墊錢後，又以「人員不夠」推託，令胡文海等人求訴無門。
胡文海被判死刑前的最後陳述說，「四年來，我和村民多次向有關部門檢舉反映，都石沉大海，一些官老爺給盡我們冷臉和白眼，我們到那裏去說理？誰又能爲我們作主？我沒有辦法，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來維護老百姓的權益」。胡文海怒殺貪官後，在法庭上多次表示其殺人行爲是爲民除害，在場村民對此報以熱烈掌聲。
文章認爲，胡文海事件的產生，不在於農民的「野蠻」，而在於制度的「粗放」。胡文海持槍殺人是違法行爲，也會受到法律懲罰，但是要問，到底是誰逼得胡文海槍殺十四人？如果沒有山西地方政府對待村民舉報貪官問題置若罔聞，胡文海又何必當「義士」。對此可悲案例，當局應認真檢討制度上的缺失，趕快行動起來，不要再逼出第二個「胡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