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丽是我大学时的女朋友，靓丽活泼、温婉多情，是许多男生的梦中情人。她不仅漂亮，也多才多艺。我们相爱不久，她考取了日本一家大学，准备东渡扶桑学习服装设计。但是，阿丽是个将爱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女孩。她深知，被千山万水阻隔的两颗心，不可能真正相爱。为了爱情，她毅然放弃了这次东洋之行。
我曾经发誓要用整个身心爱她，以全部的生命庇护她。但是不久我就自食其言了。
1989年“学潮”爆发后，我被不可遏制的洪流推到了运动的前列。阿丽曾深深地忧虑过。她说，枪打出头鸟，也许不会等到秋后，共产党就会与我们算总帐。“5．19”戒严后，她的忧虑日甚一日。为了阻止我继续投入运动之中，她用尽了一个女孩的所有武器--柔情和眼泪--，最后索性装病住进了医院。我深爱阿丽，但我同样深爱我灾难深重的祖国。我看了看病中的女孩，轻轻说声“对不起”，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的身后，传来她肝肠寸断的哭泣。
阿丽是个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的女孩。因为关心我的安危，她跳下病床，如影相随地跟我到了西安学生运动的中心--新城广场--，默默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六四”大镇压后，我被当局列上黑名单。她又跟着我亡命于川、滇两省的山林间。我希望在中、缅边境寻找一条安全通道。但阿丽到云南后水土不适，一病不起。1989年12月底，我只好护送她回西安。几天后，我的行踪暴露，被当局逮捕。
我入狱后，西安市公安局的人隔三差五找阿丽了解情况。她不胜烦恼。阿丽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阿明，你离开我后，我犹如掉进了黑暗的深渊。我不知道一个人如何走过今后的岁月。更让我深感痛苦的是，公安局的人经常找我的麻烦。天知道，我对你做的事真的是一无所知啊！但是他们根本不相信。周围的同事也以异样的眼光看我，不愿与我接近，仿佛我是一个不洁的女人。”看了这封信，我非常担心柔弱的阿丽不能战胜暂时的困难。我对提审人员说，我愿意“交待”所有的问题，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必须停止对我女朋友的骚扰。一个叫周晓文的家伙，拍着胸脯说从来没有为难过阿丽。事实上，这个家伙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骚扰“犯人”的妻子或女友。甚至在我的案子已经审结后，他还多次借故找到阿丽，说些非常肉麻的话。就是这个周晓文，因为镇压“89学运”有“突出”表现，很快就从一名普通侦察员升为处长。
1991年8月19日，前苏联发生震惊世界的“8．19政变”。当局决定加大打击力度。我的久拖不决的案子迅速进入起诉、审判程序。开庭那天，阿丽一袭白色长裙赶来旁听。当我被宣判10年有期徒刑时，阿丽突然不顾一切地冲向我，两个穷签极恶的法警扑向她，象老鹰抓小鸡似地把她抓了出去。那是一个耻辱的时刻。1991年9月21日上午12时，我无助地看着阿丽在我的眼前消失，从此未睹伊人面。
1992年10月，我被送到监狱执行刑罚，从朋友那里听说她结婚了。我为她欣慰，但更多的是伤感。我给她写了封长信，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1998年9月20日，我获释出狱。我迫切想见到朝思梦想的阿丽。朋友却告诉我她病了，也许不会认出我。
“她患的是什么病？”我心里一紧，害怕我的担忧成为事实。
“精神分裂症。”朋友悲伤地答道。
“天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仰天长叹，却只得打消去看她的念头。
2001年4月中旬，我到西安公干，硬着头皮去看望了阿丽的父母。从他们悠悠的诉说里，我了解到一些阿丽患病的情况。她从法院回家后，很长一段时间将自己封闭在家里，拒绝与他人交往。一开始，她的父母没太在意，以为她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起来。突然一天，她又哭又闹，并将我的衣服和照片全部撕毁。家人感到不妙，赶紧将她送到医院检查。阿丽不幸被宣判患了精神分裂症。她在西安市安康医院治疗半年后，病情基本稳定。出院后，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经过短暂的恋爱后，他们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1993年，他们的女儿出世，孩子仅3个月时，阿丽再次患病，不得不又住进医院。
她母亲最后说道：“阿丽刚发病时，我们恨得你要死：如果不是你当年一意孤行，我们好好的女儿怎么会成为今天这般模样呢？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认识到你也是悲剧的牺牲品。你的青春不也是埋葬到高墙电网里了吗？我知道你们的感情很好，本来见见面也没有什么。但是，阿丽现在仍靠吃药、打针保住，再也经受不住任何刺激了。希望你理解我们的苦衷。”
但是，我太渴望见阿丽一面了。我不顾一切赶到她的公司。我在楼下整整徘徊了两个小时，最后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转载自《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