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仲大军在刚刚出版的新著《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二元结构下的中国》，所关注的是同样的中国国情：
“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两种不同的身份划分，把中国人民清清楚楚地分割成两个世界。一国两制，圈而治之，分而治之，成为中国社会中最明显的特色。……对于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国家赋予的国民待遇就要高得多，对于集体经济的农村居民，国民待遇就要低人一等。对于个体私营，那更是另眼相待，不消灭就不错了，怎能列入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范畴。说到底，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大二公’思想的产物，是中国极左思想的产物，是空想共产主义的产物。”
事实胜于雄辩，仲先生这本新书的一大特点，是通过对于大量真实案例的举证来说明问题。这些案例中最令笔者刻骨铭心的，是1999年发生在广州的一例轮奸案。一位26岁的湖南籍农村少妇，与珠海一家公司签订了小饰品代理销售协定，随后怀著追求幸福的喜悦来到广州，刚出火车站却被人抢走了行李。接著，“两位巡警走了过来，也不说什么，拉起我就走。我赶快拿出揣在身上的结婚证、外出务工证和珠海市的暂住证递过去，可他们连看都没看，顺手便扔了。随后，我被强行推上了一辆后厢封闭的警车。”
这名少妇就这样被莫明其妙地送进兼有收容外来人口功能的精神病医院，与数十名男人同处一室。在此后的两天两夜里，被不计其数的男人轮奸，直到丈夫从外地赶来把她领走……
这并不是一例偶然性个案，在号称首善之区的北京市，每到敏感时期，都会有一辆接一辆的囚车从笔者所住的楼下经过，把据说是三证不全的来京务工农民，押送到集中营式的劳改收容所筛沙子干活，挣够路费后再遣返回家。
除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二元结构隔离制度之外，中国社会还普遍存在著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二元结构隔离制度。2001年6月19日，《经济日报》汽车天地栏目的《华晨吉利英格尔出路何在》一文，就介绍了民营汽车企业华晨、吉利、英格尔被强行登出俗称“户口”的生产许可证的典型案例。按仲先生的说法，“这种不许阿Q革命的事情”，其实就是马克思在纸面上批判和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时所说的“垄断”：“目前，中国垄断企业的低效率和高收费已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因此，当历史行进到20世纪末时，中国终于拉开了反垄断的序幕。反垄断的实质是追求平等的国民待遇，反对特权。”
在当今中国，经济学家虽然享有较为优越的发言权，与政府的决策权之间，还有著很远的距离。中国社会究意能不能够在现有国情的前提上彻底打破政府部门和国营企业的制度性垄断，从而朝著逐步改善和化解由公有制崇拜和私有制歧视所造成的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国营与民营、强权与弱势之间待遇悬殊的二元结构的利好方向和平演变，还需要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