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天安門廣場究竟死了多少人？究竟是誰下令向學生、向羣衆開槍的？美國之音報道，在六四事件發生即將十三年後的今天，當年奉命到北京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的李曉明說，真正的死亡人數可能要等歷史來回答。不過根據他的親身經歷，真正向人羣開槍的士兵人數，可能只是十萬大軍的千分之一，因此不是血流成河，死亡人數成千也許有，上萬不可能。
李曉明說：「大部份死人是個別戰士向人羣掃射。十個人每人向人羣打一梭子子彈，就會有三、四百人死亡。」李曉明表示，六月四日前沒有任何人明確命令部隊開槍，從任何文件上都找不到究竟是誰下令開槍的。有的只是口頭命令，指揮部說，不惜使用一切手段進行自衛：「有的戰士有的軍官認爲不惜一切手段就是可以開槍嘛。如果羣衆攔着不讓進去，因爲你下的命令嘛，不惜一切手段，他的理解就是可以包括開槍嘛。」
116師師長消極抗命
目前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皇家工程學院攻讀碩士學位的李曉明，十三年前是瀋陽軍區第39軍116師高炮團雷達站的上尉站長。1989年5月20日，也就是北京戒嚴後的第二天，39軍接到中央軍委要求他們前去瀋陽執行任務的命令。但是在中途這一任務卻變成了到北京去鎮壓羣衆。李曉明說，116師是赫赫有名的部隊。該師抵達北京郊區進駐三間房後，三大總部首長都親自前來視察，師長許峯在接到準備到天安門清場的命令後，於六月三日晚上穿便衣進入天安門察看情況，可是回來以後他卻消極地躲了起來。李曉明說：「我想他可能是看到了一些東西，很悲慘的東西吧。他就比較消極待命，他就告訴說，不用找我了，直接到師裏的通訊車裏待著就不露面了。我們跟上面就說同上面聯繫不上，但實際上是應該可以聯繫上的。因爲我們營裏的電臺都收到了天安門指揮部隊喊116師、116師、你們在哪裏？但是我們就是不回答，一直就在外圍。」
該師除了步兵團在團長艾虎生帶領下，上了刺刀、排着方隊於六月四日按時進入天安門廣場清場，其他各團到了六月五日，是在其他部隊的變相押解下才進入天安門廣場執行清理現場任務的。
證實天安門廣場確曾開過槍
雖然在六四清場後才進入天安門廣場，但是從堆積在廣場上的垃圾中，李曉明說，他看到了被子彈穿透的褲子和浸滿血跡的棉襖。這是首次由參與鎮壓的軍人提出了解放軍在天安門廣場確曾開過槍的證詞。李曉明說：「褲子上面有個槍眼，這我敢肯定。」李曉明說，據他了解，他所在的高炮團只有一名戰士向人羣開了槍。該團一連的一名年輕士兵6月5日在前往新華社解救另一個被羣衆攔截的連隊時，朝着尾隨的人羣打了一梭子子彈，儘管連長只要他們朝天或朝地開槍嚇唬嚇唬羣衆。李曉明說：「因爲很近的嘛，離着羣衆也就是二三百米遠。如果是衝鋒槍一梭子彈是三十發，一發子彈近的話不光一個人，兩個人都可能打死。」
還有一次集體開槍發生在六月七日部隊從天安門出來經過一座外交大廈，有人從大廈上向部隊開槍，打死一名、打傷兩名戰士，所有戰士隨即一起向大廈開槍，大廈的鋼化玻璃窗在槍響後十秒鐘象雪片一樣灑落下來。
共和國衛士崔國政原是炊事員
李曉明說，被羣衆放火燒死、後來被評爲共和國衛士稱號廣爲宣傳的崔國政是他所在的116師的一名炊事員。而另一位他所在高炮團的士兵後來被評爲烈士，其實並不是被羣衆打死的，而是在駐地身邊的一位戰士不小心擦槍走火打死的。團裏領導爲了團裏的利益、同時也是爲了這位戰士，將他向上級謊報爲是被暴徒打死的。李曉明說：「這樣皆大歡喜，往上報說有暴徒開槍把我們的戰士給打死了。實際上不是那麼回事，是我們自己的槍走火了。我能證明。」
李曉明認爲，六四是一場悲劇，不論死的是羣衆，是學生，還是士兵。希望把事實真相說出來，做一個有良心的、有同情心的人。防止這樣的悲劇再次發生，這就是李曉明之所以要來紐約的目的。李曉明說：「中國很多人是被矇蔽的，不知道事實真相。所以我覺得有必要讓大家知道一些真相。也告訴那些死難的人，這個世界上還是善良的人多，只不過個人的處境不一樣，尤其在國內他不能表達內心真正的感觸，或者受矇蔽了不了解事實真相，產生了一種偏見，至少將來對那些天安門的母親應該做一點貢獻。」
丁子霖聽說李曉明作證十分感動
應人權組織中國人權的邀請，李曉明星期二晚上乘飛機從澳大利亞抵達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前來紐約參加於六月二日舉行的六四事件十三週年紀念活動。在接受記者採訪前，他出示了中央軍委頒發的軍官證、首都衛士獎章、軍官轉業證書、畢業證書和同他的戰友們以軍車和天安門爲背景的照片。
中國人權主席劉青表示，在天安門事件中痛失愛子的原人大教授丁子霖聽說李曉明來美國參加紀念六四活動的消息，感動得流下了眼淚。劉青轉述了丁子霖在電話上的話。劉青說：「她說，六四的真相就需要各方面來挖掘，包括軍人。李曉明能夠站出來，把這些真相向世界講述，是一個非常好非常重要的開始。希望能起一個好的帶頭，有更多的軍人、更多了解真相的人，把六四拼湊出一個完整的圖像。」
已經成爲基督徒的李曉明說，他準備每年捐贈一百澳元給天安門的母親一直到六四事件獲得平反爲止。今年三十二歲的李曉明表示，他不是一個英雄。他是在妻子和八歲的兒子於今年到澳洲同他團聚之後，才下決心公開他內心對這一事件的看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