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天安门广场究竟死了多少人？究竟是谁下令向学生、向群众开枪的？美国之音报道，在六四事件发生即将十三年后的今天，当年奉命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的李晓明说，真正的死亡人数可能要等历史来回答。不过根据他的亲身经历，真正向人群开枪的士兵人数，可能只是十万大军的千分之一，因此不是血流成河，死亡人数成千也许有，上万不可能。
李晓明说：“大部份死人是个别战士向人群扫射。十个人每人向人群打一梭子子弹，就会有三、四百人死亡。”李晓明表示，六月四日前没有任何人明确命令部队开枪，从任何文件上都找不到究竟是谁下令开枪的。有的只是口头命令，指挥部说，不惜使用一切手段进行自卫：“有的战士有的军官认为不惜一切手段就是可以开枪嘛。如果群众拦着不让进去，因为你下的命令嘛，不惜一切手段，他的理解就是可以包括开枪嘛。”
116师师长消极抗命
目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工程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李晓明，十三年前是沈阳军区第39军116师高炮团雷达站的上尉站长。1989年5月20日，也就是北京戒严后的第二天，39军接到中央军委要求他们前去沈阳执行任务的命令。但是在中途这一任务却变成了到北京去镇压群众。李晓明说，116师是赫赫有名的部队。该师抵达北京郊区进驻三间房后，三大总部首长都亲自前来视察，师长许峰在接到准备到天安门清场的命令后，于六月三日晚上穿便衣进入天安门察看情况，可是回来以后他却消极地躲了起来。李晓明说：“我想他可能是看到了一些东西，很悲惨的东西吧。他就比较消极待命，他就告诉说，不用找我了，直接到师里的通讯车里呆着就不露面了。我们跟上面就说同上面联系不上，但实际上是应该可以联系上的。因为我们营里的电台都收到了天安门指挥部队喊116师、116师、你们在哪里？但是我们就是不回答，一直就在外围。”
该师除了步兵团在团长艾虎生带领下，上了刺刀、排着方队于六月四日按时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其他各团到了六月五日，是在其他部队的变相押解下才进入天安门广场执行清理现场任务的。
证实天安门广场确曾开过枪
虽然在六四清场后才进入天安门广场，但是从堆积在广场上的垃圾中，李晓明说，他看到了被子弹穿透的裤子和浸满血迹的棉袄。这是首次由参与镇压的军人提出了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确曾开过枪的证词。李晓明说：“裤子上面有个枪眼，这我敢肯定。”李晓明说，据他了解，他所在的高炮团只有一名战士向人群开了枪。该团一连的一名年轻士兵6月5日在前往新华社解救另一个被群众拦截的连队时，朝着尾随的人群打了一梭子子弹，尽管连长只要他们朝天或朝地开枪吓唬吓唬群众。李晓明说：“因为很近的嘛，离着群众也就是二三百米远。如果是冲锋枪一梭子弹是三十发，一发子弹近的话不光一个人，两个人都可能打死。”
还有一次集体开枪发生在六月七日部队从天安门出来经过一座外交大厦，有人从大厦上向部队开枪，打死一名、打伤两名战士，所有战士随即一起向大厦开枪，大厦的钢化玻璃窗在枪响后十秒钟象雪片一样洒落下来。
共和国卫士崔国政原是炊事员
李晓明说，被群众放火烧死、后来被评为共和国卫士称号广为宣传的崔国政是他所在的116师的一名炊事员。而另一位他所在高炮团的士兵后来被评为烈士，其实并不是被群众打死的，而是在驻地身边的一位战士不小心擦枪走火打死的。团里领导为了团里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这位战士，将他向上级谎报为是被暴徒打死的。李晓明说：“这样皆大欢喜，往上报说有暴徒开枪把我们的战士给打死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是我们自己的枪走火了。我能证明。”
李晓明认为，六四是一场悲剧，不论死的是群众，是学生，还是士兵。希望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做一个有良心的、有同情心的人。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这就是李晓明之所以要来纽约的目的。李晓明说：“中国很多人是被蒙蔽的，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知道一些真相。也告诉那些死难的人，这个世界上还是善良的人多，只不过个人的处境不一样，尤其在国内他不能表达内心真正的感触，或者受蒙蔽了不了解事实真相，产生了一种偏见，至少将来对那些天安门的母亲应该做一点贡献。”
丁子霖听说李晓明作证十分感动
应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邀请，李晓明星期二晚上乘飞机从澳大利亚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前来纽约参加于六月二日举行的六四事件十三周年纪念活动。在接受记者采访前，他出示了中央军委颁发的军官证、首都卫士奖章、军官转业证书、毕业证书和同他的战友们以军车和天安门为背景的照片。
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表示，在天安门事件中痛失爱子的原人大教授丁子霖听说李晓明来美国参加纪念六四活动的消息，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刘青转述了丁子霖在电话上的话。刘青说：“她说，六四的真相就需要各方面来挖掘，包括军人。李晓明能够站出来，把这些真相向世界讲述，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重要的开始。希望能起一个好的带头，有更多的军人、更多了解真相的人，把六四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图像。”
已经成为基督徒的李晓明说，他准备每年捐赠一百澳元给天安门的母亲一直到六四事件获得平反为止。今年三十二岁的李晓明表示，他不是一个英雄。他是在妻子和八岁的儿子于今年到澳洲同他团聚之后，才下决心公开他内心对这一事件的看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