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縣大屠殺１０年之後。
高牆。電網。零陵地區的監獄接待室。
幾經周折，我們見到了道縣大屠殺的幾個主要指揮者和兇手。
一、黨叫幹啥就幹啥
關有志，原清塘區武裝部長，「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總指揮。
他來了，腳步沉重，身材魁梧，一雙大眼炯炯有神，隱隱透出當年的威風。他沒文化，是個大老粗，說話還直率。這樣的人，頭腦簡單，是典型的當年共產黨的軍隊幹部和地方基層幹部形像。他說：
我５０年當兵，在部隊人了黨，提了幹。５８年轉業回道縣，任縣郵電局指導員。領導看到我工作有魄力，積極肯幹，就派我去清塘區擔任武裝部長。搞了八、九年，搞出了一點成績，６５年６７年先後出席了湖南省軍區和廣州軍區學毛著先代會（全稱爲：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先進分子代表大會）。６７年８月１日建軍節，縣裏還因此獎勵一臺大拖拉機給我們區。我從來沒受過任何處份，總是黨叫幹啥就幹啥。你想，沒有共產黨毛主席，像我這樣的大老粗能當上幹部嗎？我天天學的就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聽到的都是階級敵人搞破壞，要變天要復辟，蔣介石要反攻大陸，我這個管槍的，怎麼放心得下？文革武鬥時，造反派搶了武裝部的槍，又聽說四類分子要變天，反攻倒算，造紅色政權的反，我就自覺地站到「紅聯」這一邊。縣武裝部、老領導也都是支持「紅聯」的嘛……判我的徒刑，我沒怨言；就是殺我的頭，也沒有怨言，後果太嚴重了嘛！但判決書上說我在全縣部署殺人，我想不通。當時，我請示這個，請示那個，沒一個答覆，沒一個人說殺不得人，沒一個人出面制止。我一個區武裝部長怎麼負得起那麼大的責任呢？
二、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關有志應該說的是真心話。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被抓起來，被判刑，並非因爲他們在那個腥風血雨的８月指揮殺人或親手殺了多少人，而是因爲他們明明得到有關方面下達的制止濫殺的指示後，仍然我行我素，繼續犯下令人髮指的罪行。於是性質就不同了。祥林鋪區區長袁禮甫就是這樣一個轉化成敵我矛盾、並被抓起來判刑的人。
在殺人的高峯期，零陵軍分區曾將道縣殺人的情況上報，湖南駐軍四十七軍轉發了這份電報：
…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證，道縣近來四類分子活動囂張，散發反動傳單，兇殺貧下中農，進行反攻倒算，組織反革命組織，陰謀暴動。在縣武裝部和公安機關癱瘓的情況下廣大貧下中農惟恐四類分子翻天，有的主張採取行動。各地從七月以來，特別是從八月二十二日以來，據不完全統計，他們用鳥銃、鋤頭、扁擔等，共殺死四類分子（包括少數四類分子子女）２０７人，其他縣區也有類似情況。我們認爲，對殺人兇手和四類分子中作惡多端、活動囂張、企圖翻天的可以依法懲罰外，四類分子不宜濫殺，四類分子子女不應視爲四類分子，必須按照政策團結教育，不能混淆專政對象和非專政對象的界限。這樣才便於爭取四類分子，如楊家公社與寧遠交界處有７７個四類分子（包括少數子女）因怕殺或企圖暴亂，外逃集結上山頑抗……
由於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這份電報只能是據「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證」的，因此所反映的情況基本上是不實的。如說四類分子「散發反動傳單」，實際上是臺灣國民黨空飄的傳單。又如「組織反革命組織」一說，現已查明，當時四個區報上來的７個「反革命組織」全部是假案。至於「兇殺貧下中農」、「進行反攻倒算」等等，更讓人一頭霧水。但這畢竟是第一份表態反對濫殺的文件！
道縣「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懾於各方面的壓力，召開了各區幹部會議，討論制止殺人問題。然而，殺人風既已颳起，誰都想證明自己正確，自己比別人更革命。長期的革命教育已讓投機者們得出這麼一個簡單的結論：既然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既然四類分子是階級敵人，那麼殺四類分子也是應該的，是革命的行動。至於四類分子與八竿子打不到一塊的「革聯」究竟有什麼關係則沒人去理會了。
開會不久，祥林鋪區的公安助理員、區法院幹部蔣光德悄悄溜出會場，給區長袁禮甫打電話：「……以後，該殺的可以殺，但要批了才能殺……看情況，馬上就要剎車了，以後動手就沒有現在這麼方便了。形勢要求我們抓緊點。」
袁甫禮雙目緊皺，似乎因自己大意而失去了什麼機會一樣。哪次運動他老袁落後過別人？這回也得做出個像樣的來！他立刻召開會議，謀劃、佈置祥林鋪區來個「大掃除」！祥林鋪區的基幹民兵被緊急集合起來，召開殺人誓師大會。會上，袁區長作總結髮言：「這次任務光榮又艱鉅，我相信同志們一定能圓滿地完成……三天後，上來會師，我們等待同志們勝利的消息！」經久不息的掌聲。
會後，殺豬勞軍。在震耳欲聾的鑼鼓聲中，袁禮甫帶領幾名區社幹部爲１２０名雄赳赳、氣昂昂的民兵送行。望着他們兵分四路，在剛剛收割了的田野上，漸行漸遠，袁禮甫心中激盪起一種叱吒風雲的豪情。
三天後，這１２０名民兵，遵照指示，準時回到了區指揮部彙報戰果：三天內共殺５６９人。
如今，袁禮甫爲他的「大掃除」坐坐牢，照理應當是無怨而有悔的了。然而結果卻讓我們失望。袁禮甫是由獄警小林帶到接待室的。他同關有志形成強烈反差，身材矮小，巧舌如簧，眼睛看人卻總是很恭順的樣子。他說了許許多多的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客觀因素，就是不從個人主觀上找原因，當然也就談不上所謂良心的懺悔了。他說：
「判我的罪脫離了當時的歷史事實。要尊重歷史，尊重事實。從開始殺人到結束，我沒見到上頭有誰出來講一句殺人是錯誤的。只講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相信羣衆，尊重羣衆的首創精神……我不能超越時代。要我負主要責任，不合理。說我對蔣光德的話有所發揮，是的，也許我多說了幾句，但是當時那個情況，全國上下人人都在講大的，多說幾句和少說幾句有什麼區別？再說當時整個民族都神經不正常了，怎麼能要求我一個人保持清醒呢？現在來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又一個「想不通」。是否所有參與那場大屠殺的人和被殺人的親屬朋友以及更大範圍的人都對那場文化大革命抱有這樣或那樣的「想不通」呢？這實在是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疑問！
三、舉手表決
周光國，原祥林鋪區涔江公社赤壩塘大隊貧協主席。
他看上去挺老實的，瘦小的個子，一身髒兮兮皺巴巴的衣裳；毫無生氣的臉上透着病態的焦黃，小眼睛怯怯地瞅着我們，不知找他的是什麼人。你做夢也想不到，這樣的人也會殺人，也曾威風凜凜掌管着生殺大權。在我們再三「不要緊張」的勸慰下，他才心有餘悸地說了起來，話一說開，倒有點收不住的架式：
文革殺人那陣，我在祥林鋪公社赤壩塘大隊當貧協主席。上面說：人家把刀都架到貧下中農的脖子上了，你們還睡得着覺！……那天，大隊召開各生產隊幹部和骨幹分子會議。人到齊後，支部書記唐紹志組織骨幹討論，看殺誰不殺誰。他提一個名，大家討論一個，然後舉手通過。本想只殺幾個應付應付上頭。可是，那種場合下氣氛一下子緊張得不得了。我們這個大隊有三個村子：上週家、下週家、唐家。他們唐家的人就護唐家的人；我們周家的人也都向着周家的人。唐紹志頭一個提到周家的富農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同意，全部舉手；周家的人卻沒有一個人作聲。等到提到唐家的地富，周家人也一致喊同意，也全部舉起了手，唐家的卻沒有一個人作聲。你要殺我隊上的人，我就要殺你隊上的人，比着幹，唐家出一個，周家也要出一個。我一看那種場合，就曉得，要麼一個殺不成，要麼就全部殺光。最後決定１２個全部殺光……我們選了一塊靠山頂的草坪，把地富牽到坡邊一排跪着。我把一百多個民兵分五排站好，都與地富面對面站了，兩個對一個。有鳥銃的站在前三排，我們大隊過去常和別人搞械鬥，家家戶戶都有鳥銃，後來民兵又制了一點。拿梭鏢、棍棒的站在後面兩排。還有看熱鬧的也都自動站到後面去了。安排好後，我哥哥周光保手發軟，不敢打，我就要他站到一邊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幹民兵，就和唐紹志站在第一排，槍口對準周玉良。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壽娥突然哭了起來求情：「你們不要殺我，不要殺我，我還有三個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幾遍，對這個喊又對那個喊；那個時候，誰還敢理她？「一、二、三——放！」光保一聲喊。我的手發起抖來，鳥銃上的鵝弓嘴費了好大的勁才扳開。一排開完槍，從兩邊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開完槍，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鏢戳、棍棒打，接着一窩蜂用石頭砸一陣……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場擺子，渾身稀軟，一頭倒在床上，心口嘭澎亂跳。剛躺一會，聽到門外有人說，山上有人沒打死，已經站起來互相解索子了。我一翻身爬起來，跑到門外，看見周永斌、周發亭和大隊治保主任唐紹木幾個人正在動員民兵去補火，好話講了一籮筐，就是沒有人肯去。他們幾個見了我，又喊我去。我說這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沒去。他們幾個只好親自去補火。唐紹木在公社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搞過，山歌子打得好，他一個人走在前面，邊走邊唱：「叫你殺，你不殺；叫你奪（刺殺）你不奪；千斤重擔我來挑……」他們補火回來講：過了河，看見毛田拐在鋤紅薯草，周永斌就對他說：「田拐老頭，坡上有幾個沒搞死的地富，你去給我敲死了，大隊給你五塊錢。」那個時候，五快錢作得蠻大的用。毛田拐是個老單身，到過朝鮮，是復原軍人，膽子大，家裏又窮，聽到這話，二話不說，抗起鋤頭就去了。上到山上，確實還有幾個人沒斷氣，在那裏哼，他就一鋤頭一個，把沒死的都敲死了。他還從死人身上解下兩條汗巾，拿回家去，因爲死人的汗帕可以避邪，紮了可以長壽。下了山，又過河來到大隊部，打了張條子領了五快錢（這張條子１９８６年還存方在處遺工作組的檔案材料中。——筆者注）。
哦，你問那個嫩毛毛？那沒得哪個打，沒得哪個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沒打。放到山上沒人管，那天晚上，還有人聽得哭聲……
◇ 不堪回首，一羣弱女子的悲慘命運
一、「開大鍋飯」
她本是貧農的女兒，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經人介紹與下蔣大隊的陳高肖結婚。陳家成份高，姑娘開始不願意，後來聽說陳高肖的父親雖說在國民黨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