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國有所有已經遭遇流行病襲擊的亞洲國家的通病，比如臭名昭著的裙帶資本主義，完全失控的銀行管理等等。但作爲一個比其他亞洲國家龐大得多的經濟體，中國顯然具有自己與衆不同甚至是至關重要的特點。否則，我們就很難解釋爲什麼獨獨中國能夠倖免於那一場可怕的災難了。可能正是鑑於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和棘手程度，克魯格曼在提出了這個讓人煩惱的問題之後，並沒有給出答案，便匆匆結束他的討論。雖然他明確地將中國歸爲他所謂的「壞」的經濟體——那種即將進入危機狀態的經濟體。
從表面上看，中國不僅成功的避開了亞洲金融風暴的蹂躪，而且繼續以其慣有的高增長姿態傲視全球。在危機之後，中國仍然以年均7%以上速度連續增長了四年。在許多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那裏，中國的這種奇特表現已經成爲世紀之謎。因爲它對我們的常識構成了挑戰。難道，常識真的要被證僞嗎？還是人們看到的中國，僅僅是一個假象？
一、中國在幹什麼？
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1997年，中國經濟實際上在內部已經遇到了嚴重問題。這不僅表現在中國經濟一直處於緩慢的下滑過程中，更表現在中國一直引以爲傲的漸進改革已經完全失去了動力。金融改革毫無起色、國企問題日趨嚴重、貪污及社會貧困開始制度性瀰漫。突如其來的亞洲金融危機不過是以一種意外的方式暴露了中國這種漸進模式的另一面。
當此時，本來是中國領導人痛下決心，革除體制積弊的時候。然而，自尊心和現實經濟的壓力驅使中國領導人走上了一條截然相反的道路。爲了繼續維持經濟的快速增長以遮掩這個即將衰朽的神話，中國領導人幾乎完全擱置了制度改革，開始不惜一切代價的追求短期的經濟表現。就中國領導人對嚴峻的制度改革形勢的漠視而言，這種以GDP爲唯一追求目標的執政思路已經達到了瘋狂的程度。正如許多觀察家看到的那樣，1997年之後，中國領導人沒有推出一項旨在長遠的改革——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更加緊迫的政治改革，來凝聚進一步改革的動力。相反，他們利用一切可以動員的資源，以一種近乎掠奪的方式來極力支撐其表面的繁榮。在短短的的四年中，中國政府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這既包括西方人熟悉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也包括西方人不那麼熟悉的所謂收入政策和消費政策。藉助於這些以龐大的公共開支爲基礎的政策刺激，中國在少數大型城市快速樹立起了一個高成長國家的典型形象：不斷崛起的高樓大廈，迅速增長的中產階級消費羣體，源源不絕的外來尤其港臺地區的投資，絡繹不絕的黃金週旅遊人羣。呼應於這種新的形象，那些對亞洲模式曾經有過深刻懷疑的人們終於丟掉了他們最後的一絲警惕，以自己的熱情和行動匆匆投入了「中國世紀」的合唱。然而，人們很快就會發現，中國，不僅僅意味著大城市，更不僅僅意味著那些多少有些樣板意義的特大城市；中國不僅意味著讓人心動的機會，也可能同樣意味著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煩。讓我們來看一看實施這種被中國領導人稱爲「擴大內需」卻被我稱爲「類凱恩斯療法」所付出的代價。
之所以將這種政策稱爲「類凱恩斯療法」，而不是克魯格曼所推薦的「凱恩斯療法」，是因爲實施同一政策的並不是同樣性質的政府。換句話說，中國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凱恩斯契約」的約束下實施這些政策的。在這種契約中，政府必須在不違反自由市場原則的情況下來採取干預行動。而這種契約在中國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我們必須注意到，在實施同樣政策的時候，中國政府仍然是一個權力完全不受監督但卻掌握大量壟斷資源的政府，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別。正是出於這個區別，我們將會看到同樣一個政策將導致何等南轅北轍的效果。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中國1997年後採取的一攬子刺激政策的核心部分。從1998年開始，中國政府進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資。爲此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從1997年的560億飆升到2002年的3000多億。無論我們從什麼角度去評價這個政策，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中國，所有的公共投資不僅低效，而且充滿了各種貪污和受賄醜聞。正是基於這一點，民間將這類公共投資形象的比喻爲「富官工程」就不足爲奇了。這個問題的實質和嚴重性在於，在一個權力不受監督的國家裏，以大量國債發行所支撐的公共工程意味著：少數擁有權力的腐敗官員在透支全體人民的未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期望中國能發生什麼奇蹟。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大量的公共投資正成爲毫無用處的垃圾。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來，中國又開始了一個與90年初期非常相似的大興土木的高潮，不過上一次僅僅表現爲地方政府的投機，而這一次的主角卻是中央政府。人們還記得，在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經過了一系列艱難的討價還價之後，才從地方政府手中奪取了更大的控制權。然而一旦大權在握，中央政府卻幹起了同樣的勾當，實在是權力經濟的本質使然，不過是大集權與小集權的區別，五十步笑一百步耳。90年代初期那次以開發區建設爲主體的投資狂熱，除了留下大量的撂荒土地之外，還留下了大量的銀行壞賬，難道這一次規模更巨但同樣毫無成本約束的公共投資的結果，就一定會更好些嗎？江蘇省的一個例子特別能夠說明這個問題。江蘇省北部的一個縣花費了大量的公共投資建立了一個完全是爲了炫耀政績的電話縣，其結果卻是，強制安裝的電話成了農民家中無用的擺設。如果這也叫GDP的話，大概只能稱作「災害GDP」。
與上面的積極財政政策相配套的是所謂的貨幣政策。在經過了90年代初期的通貨膨脹教訓之後，中國貨幣管理當局在這方面似乎比較謹慎。由於害怕刺激高通貨膨脹預期，中央政府一直以穩健的貨幣政策相稱。但這種「穩健」實際上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誠如大家看到的，從1998年起政府已經連續5次降低利率。考慮到中國70%以上的貸款都流向了奄奄一息的國有企業，這個政策的實際效果可想而知。一個合理的推論是，四年來的貨幣政策在危險的基數上大大增加了銀行的壞帳。雖然我們不能準確的知道這個比例增加的具體程度，但這可能也正是危險所在——未知的危險要比已知的危險可怕得多。
如果上面那些政策還沒有超出我們理性的想象範圍的話，那麼中國政府直接推動股市上漲就顯得有些愚蠢和浪漫了。這讓那些有些歷史感的人輕易聯想到大躍進時期的瘋狂。在中國1999年開始到2001年7月結束的罕見牛市中，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肯定會作爲醜聞記錄在案。這就是《人民日報》在1999年6月發表的社論。這篇社論以欺騙的手法催促投資者進入股市，以營造社會虛幻的「財富效應」並同時爲國有企業解困。鑑於在這個時期，中國的權貴資本已經發育得相當成熟，我們完全可以將中國股市兩年多的牛市定義爲：權貴資本對社會財富一次規模巨大的洗劫。直到現在爲止，中國證券市場的泡沫仍然遠離合理區間，但它套牢的資金已可以萬億計。而在這一輪牛市落幕的同時，中國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持續多年的「GDP秀」的也開始落幕。
與上述股市政策同樣讓人難以置信的，還有另外一項政策。那就是所謂收入政策。從1999年開始，政府爲公務員連續加薪，到目前爲止，公務員的薪水提高了接近一倍。誰都知道，中國公務員是中國改革中受益最大的羣體之一，其實際收入要遠遠超過名義收入。可笑的是，這項政策竟然是在拉動內需的名義下進行的。這不僅引起了普遍嘲笑，也激起了下層階級的廣泛怨恨，而其對內需的拉動當然也只能是說給天真的人們聽聽的。這種爲所欲爲的執政取向，除了證明中國政府官員對社會緊張情緒的麻木之外，恐怕證明不了其他什麼。
在國有企業方面，中國政府同樣注入了極大的財政資源。這既包括用五花八門的行政手段來限制甚至消滅競爭，如「關停並轉」中小企業；也包括毫不遮掩的直接財政資助方式，如荒唐的「債轉股」和直接撥款2000億增加國有企業資本金。透過這些明顯具有短期色彩的手段，中國國有企業的贏利水平象變魔術一樣得到扭轉。到2001年度，中國國有企業三年脫困的成績突出表現在這樣一組數字上：國有企業的盈利從1999年的900億達到2330億。然而這個數字的後面是什麼呢？事實是：中國前十名的壟斷企業佔據其中的1900億。國家重點支持（注意，這意味著國家想怎麼支持就怎麼支持）的前500名大企業共獲得盈利2400億元。按《香港信報》的推算，這也就是說，剩下的6萬多家國有企業平均盈利只有一萬元。看清了這一點，我們不能不佩服，中國領導人不愧是「波將金」經濟的業內高手。在這種資源向大型壟斷企業集中的趨勢中，我們已經隱約看到了俄羅斯「寡頭經濟」的輪廓。
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在中國採取的所有應對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人民幣匯率政策了。這贏得了國際輿論非常慷慨的讚揚。雖然國內對中國政府的這項政策的利弊得失爭論不休，莫衷一是。但一個極其重要但卻被忽視的問題是：人民幣的堅挺對中國國內各階層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說，在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指標已經達到40%以上，外部市場變動劇烈的情況下，人爲的外匯管制在中國國內各階層中起到了一次財富再分配的作用。可以直接觀察到的事實是，人民幣的堅挺直接打擊和剝奪了以農民爲主體的中國的貧困階層。廉價勞動力是中國在世界市場上最大的競爭優勢，這種優勢一方面源於中國剩餘勞動的巨大供給，另一方面則完全是由於中國人對低工資收入的超強忍耐力。但在周邊地區貨幣大幅度貶值的情況下，中國下層階級的勞動力價格卻被人爲高估，這阻斷了中國通過經濟手段向世界市場輸出人口壓力的通道，人爲地限制中國低收入階層的就業渠道和工資上漲。這雖然爲中國政府在世界上掙夠了面子，但卻是以農民及其他低收入階層進一步淪落爲代價的。考慮到農民在中國人口中所佔有的絕對份額，這個代價可能相當巨大。而且並不僅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