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胡适先生一九一四年在其《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章中所引用的美国学者Goldwin Smith的话，胡先生把这句话译为“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如果要想再简洁一点，不妨为：“国家之上是人”。
什么叫“国家之上是人”？
一九八八年，澳大利亚新的国会大厦落成，它坐落在一个小丘之上，面对山岗，居高临下，气势如此非凡。但，奇怪的是，大厦上面特意铺了一层绿草地，用以供游人在其上休憩、散步和玩耍。这样的设计当然有其用意：人们可以活动在自己的议员头上，因为，公民的权利高于一切，包括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国会。
这就叫“国家之上是人”。
如果换一个语境，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做“国以民为本”。可惜这句话到此为止，如果往下续，按其逻辑，岂不就是：民在国之上？
道理是显然的，但它常常被遮蔽。
既然民为国本，无民则无国。那么，有民呢，是否可以无国？亦可。比如原始人类的伊甸园时代。但，伊甸园里不伊甸，人类身上那永恒的蛮性遗留总是要使他们相互侵害。哪怕就是为了安全，人们也需要一种机构保护自己，而国家就是作为这种机构因约（契约）而生——这就是西方契约论中的国家源起。
具而言，人们是这样组成国家的，即拥有自然权利的人们——这个权利也叫“天赋人权”——把自己的权利割让出一部分，让渡到那个叫做国家的身上，国家因此便获得由每个人的权利转换而至的权力。从权利到权力，一字之转，前者叫“人权”，后者叫“主权”。它们的关系式，不妨就是一句话：权利乃权力之母。
作为母权的权利（即人权）优先于派生的权力（即主权），这本是常识。可是常识却有意被颠之倒之，所谓“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比如两三年前有关科所沃的议论。显然，那是有人故意要把水搅混。
还浊于清，此其时也。
把人权与主权放在一个国际语境中，如果一个主权国家正在肆虐自己的公民——比如当年“红色高棉”大肆屠戮柬埔寨人民，那么，作为一个更高的权力力量比如联合国，是否可以对其干涉？答案在我这里是肯定的，而且毫不犹豫。与其说这是国际力量干涉主权，毋宁说是在保护遭到主权侵犯的人权。
此即：当主权与人权一致时，干涉主权即干涉人权；当主权与人权为敌时，不干涉主权即背弃人权。全部问题就在于主权对人权的态度。在这里，主权其实是占有主动权的，它被干涉，也是自找。想想两三年前发生在巴尔干半岛上发生的事件吧，当时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格鲁克斯曼一篇《以欧洲的名义阻止纳粹悲剧重演》表明了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应有的价值立场和倾向。这题目在我看来不如就是“以人权的名义……”
以人权的名义，我写下了如上的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