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中共爲了迎接十六大而全力營造繁榮穩定的氛圍,十一的早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有25萬人觀看升國旗儀式,各主流媒體皆在突出位置報道了這一新聞,以張揚民衆的愛國主義熱情。與此同步,中央電視臺正在熱播的電視連續劇《省委書記》,音調高亢的主題歌凸現著「三個代表」和江核心的凝聚力。如,主題歌重複著這樣的歌詞:「跟著他,跟著他,我們什麼都不怕!」 而非常反諷的是,中共當局發佈的一系列內部禁令,媒體的嚴厲管制,封網的遽然升級,儘量縮小南京投毒案的影響,對所有敏感事件的封殺,北京市公安局召開確保十六大的誓師大會,對黨內保密的三令五申……在在從反面凸現了現政權的內在恐懼。

同時,爲了平息民衆對兩級分化和大量失業的不滿,先是朱鎔基總理發出向富豪開刀的號令以及劉曉慶的被捕,接著是在高規格的關於解決失業和加強社會保障的全國性會議上,江澤民第一次發表長篇講話。

最近,富比士大陸富翁排行榜上的第二名楊斌被拘和第三名仰融逃美,在境外媒體和互聯網上被炒得沸沸揚揚,而中共主流媒體卻諱莫如深,只用短短几十字透露了楊斌案,而對仰融在美國的公開露面則不置一詞。此二人的當下處境,凸現出一黨獨裁製度下的大陸生活之怪誕:表面繁榮、頌歌和穩定包裹著內在的貧困、怨恨和恐懼,特別是那些富豪們,守著億萬身價卻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


大陸第二富豪楊斌
剛剛出任朝鮮新義州特首的華裔荷蘭人兼朝鮮政治新人楊斌,被中共警方以經濟問題爲由而監視居住。他之所以遭此厄運,絕非僅僅因爲他在經濟上不乾淨,更在於他自恃自己是外國人,因爲中共一貫奉行優待老外而歧視國人的政策。特別是,楊斌自恃受到朝鮮當局的賞識和具有金正日義子的特殊身份,可以借外國國籍和政治身份的雙保險,借中朝之間的盟友關係,化解大陸政府對其經濟問題的追究。所以,楊斌才不怕朱鎔基向富豪開刀的警告,坐鎮瀋陽的荷蘭村總部大肆張揚新義州特首的地位;才在毫無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突然面對中共警方,一直強調自己身爲朝鮮高級官員所享有的外交豁免權。而據境外各傳媒報道,楊斌被監視居住,主要原因恰恰不是因爲經濟問題,而是因爲金正日給他的政治身份惹怒了中共當局。同時,楊斌本身的張揚也應該是原因之一。


大陸第三富豪仰融
與楊斌相比,沒有雙重國籍和醒目政治身份的仰融,選擇逃遁就顯得更爲明智。他在遼寧神祕失蹤四個月後,突然亮相於美國,並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公開聲稱:自己的祕密來美完全是爲了躲避遼寧省當局的迫害。也許,仰融沒有撒謊,遼寧省政府確實利用特權搶走了他一手創建的華晨集團;也許,遼寧省政府握有事實依據,仰融真的侵吞了大量國有資產;也許,仰融會一去不歸,使這樁個人對政府的公案不了了之。但是,無論最後的結局如何,仰融的道路是大陸富人的共同道路,不僅私營老闆們如此,有背景的權貴們更是如此。即便他們個人及其公司總部還在大陸,其親屬的移民和資產的轉移早已開始,本人自由進出國境的後路也已經留好。正如仰融的妻女早已是美國公民,他本人也具有香港身份和美國綠卡。

在毛澤東時代,人們心向祖國,但是,究竟有多少人理解「祖國」對於每個個體的真實含義?而歷經災難的人們,在理解了祖國的蠻橫霸道之後,還會「雖九死而猶未悔」嗎?顯然不會!進入鄧、江時代,雖然人們口頭上高喊「振興中華」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是,究竟有多少人還從內心熱愛「我的祖國」?從12歲的孩子到白髮老人,從留學到商務旅行,從中共貪官到私人大款,從冒險偷渡到政治流亡……用腳投票的大逃亡,無疑是最好的答案。

在國內,面對這些逃離「祖國」的人,無處可逃的人們表現得越發口是心非,內心裏嫉慕逃遁者,嘴上卻罵他們「賣國賊」。但是,無論出於怎樣的理由,無論對此做出怎樣的道德評價,逃遁者的選擇是明智的。他們之所以逃遁的主要動力,不是基於整體的抽象的宏觀的理由,而是基於個體的具體的微觀的生活經驗。難道追求個人的自由、安全和幸福,作爲逃遁的理由,還不夠充足嗎!

有人會說:基於個人理由而不愛國,是自私的、冷酷的、貪婪的。而實際上,他們選擇逃遁,絕非因爲他們沒有愛,反而是因爲他們的愛已經變得很具體很人性很低調。他們自愛,想過免於恐懼的人性生活;他們愛自己的親人,想給親人帶來自由、安全和富足,所以他們才放棄了反人性的高調愛國。雖然,當下國人普遍奉行犬儒化的生存之道,但他們是從切身經歷中學會了犬儒化生存:當祖國被獨裁者劫持之後,正是祖國所要求的愛,才是極端的言行不一,才是自私、冷酷和貪婪。

當個人無權左右自己的命運而只能接受祖國的主宰時,當人民無法成爲祖國的主人而只能成爲祖國的奴僕時,祖國已經成爲獨裁者奴役每個人的工具,道義高調不過是專制政權的意識形態。政權用祖國的名義壟斷對正義的解釋權,把祖國變成類似上帝的偶像,變成人人必須敬若神明之聖物,人們被要求必須崇拜祖國,恰恰是把人性之愛變成一種強迫和愚民。祖國之愛在獨裁者的操控下,自私到只爲極少數特權者服務而忽略絕大多數具體的生命,貪婪到索要人們的無條件的愛,索要每個人的全部忠誠和絕對奉獻乃至犧牲,冷酷到壓制甚至殘害人的自愛和人與人之間的愛。

當柔弱的個人無力改變強大祖國的自私、貪婪和冷酷之時,選擇逃遁,就是對奴役制度的消極反抗,雖然無奈,卻理由充足。

2002年10月8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