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討論中國穩定問題。然而，我認爲，穩定概念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籠統地討論穩定，會誤導人們的思考。
首先，是不是所有的穩定都可以接受呢？這的確是一個問題。秦始皇追求穩定，屠戮天下，焚書坑儒；他希望穩定到秦千世、秦萬世，所以他自命始皇。但他的穩定不僅今天的人們不能接受，就是當時的古人也不能接受。溥儀也希望滿洲國穩定，但所有愛國的中國人都不願接受他的穩定。顯然，誰的穩定是我們理解穩定時一定應當首先弄清的問題。
其次，在不同國家中，穩定的涵意和意義並不一樣。在中國，遊行示威就是動亂，組織反對黨更是動亂，「犯上」就是「作亂」。但在美國，遊行示威不僅不是動亂，而且還是正常的權益，是健康的參政，你還可以組織反對黨，公開和執政黨競□，這些都不是動亂，而是正常秩序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穩定的有機組成部分。顯然，判定穩定問題是依賴於政體性質的，穩定涵意與政體相關。我們不能忽略政體背景考察穩定問題。我們究竟是要民主的穩定，還是要專制的穩定。
有人說，中國現在很穩定。但我們要問，這是什麼性質的穩定？是誰的穩定？是對誰有利、讓誰受害的穩定？讓我們看看中國現在被列爲不穩定的因素就知道了。過去，毛澤東和共產黨將階級敵人列爲不穩定因素，現在我們都知道那是冤獄是政治迫害，但是在當時，迫害者中很多人真相信那些人是壞人。今天呢？看看康曉光實證描述中的威脅穩定的羣體，是工農大衆。維持穩定就是鎮壓、壓制和迫害大衆。沒有人認爲他們是壞人，大家也都知道他們的要求是正當的，是合理的，但還是要鎮壓和控制。這是什麼穩定？這樣的穩定是否公正？從良知的角度看，這樣的穩定比毛時代還不能讓人接受，毛時代的穩定是人民參與鎮壓他們心目中的壞人，今天的穩定則是明知別人是好人還要鎮壓別人！
前些天中央電視臺播放一出電視，叫《省委書記》，其中寫到某市來了個新書記。大刀闊斧搞改革，導致大量職工失業，連省勞動模範都下崗上大街擦皮鞋。這位勞模被書記領到市委會議上，勞模說：「書記講了，舊企業是艘破舊的大船，要是大家都賴在船上不下來就要船毀人亡，我們工人階級不能給國家添麻煩，所以我就主動下崗了。我別的不會，就會擦皮鞋。然後，會場上的官員們都很感動，都伸出腳來讓他擦皮鞋，再付給他錢。這個場景實在令人作嘔。問題是，國企這艘大船當初是誰下令建造的？不是你共產黨嗎？要下船，該誰先下？共產黨不引咎辭職以謝天下，倒把別人趕下船。別人不肯下倒顯得別人在耍賴，是破壞穩定，該鎮壓。天下還有比這更不公正的嗎？
再看看政府是如何維持穩定的。康曉光說是牢不可破的精英聯盟作爲基礎，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結成聯盟。我看不是聯盟，因爲這裏不是平等的自願的結盟，不是權力分享，而是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依附政治精英，被政治精英利用。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命運完全操縱在政治精英手中。因此，這裏也沒什麼牢不可破。
我的問題是，中國的知識精英怎麼可以接受這樣的穩定而不□疑和反抗？甚至寫文章來爲這樣的穩定進行辯解？
我對在中國進行民意調查一直是有保留的。首先，什麼問題能問，什麼問題不能問，當局明顯是有限制的。高明的宣傳不一定是撒謊。高明的宣傳是隻說出一部分事實，故意不說出另一部分事實。如果你只問共產黨允許你問的，不問它不允許你問的，這本身就可能產生誤導。另外，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一般人聽不到不同的聲音，聽不到不同意見之間的爭辯，因此很難形成自己的真正的見解，很容易被官方的宣傳牽著鼻子走。中共爲什麼要壓制我們的聲音呢？因爲它知道一旦我們的聲音加入，就可能改變別人的看法，就可能改變輿論的主流。史天健提出的那些民意調查結果，只怕中共自己就不敢相信。否則它爲什麼那麼害怕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呢？它知道那些結果靠不住嘛。
中國的知識精英並不是一開始就這樣的。這裏有個變化過程。1989年開槍時，大家都很憤怒，認爲這樣的政權不能容忍。那時，很少有人談論穩定性，因爲人們不認同那個政權穩定；或者，更準確地說，只有結束這個政權，中國才能有中國人的良心可以接受的穩定，才能有符合中國人正義感的安定。今天，穩定性成爲問題了。不少精英開始關心和憂慮這個政權的穩定性，而且是在知道這樣的穩定是通過壓制無辜受害的好人來維持的。這是與許多精英開始爲這個政權辯解同時發生的。我的問題是，這樣一個良心變化是如何發生的？我認爲，這是鎮壓導致的惡果。
有人說今天中國已經有了很多自由，知識分子的待遇也有很大提高，有的知識分子寧可說他們放棄批判是因爲被政府收買了。他們往往喜歡把今天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相比。爲什麼不再往前比呢？如果我們再往前比一比到六十年代乃至五十年代，那當然還是現在好得多，但再往前比呢，和四九年以前比呢？那時候的知識分子，無論是在經濟地位上還是在政治地位上都比今天要高得多，可那時的知識分子並沒有放棄對政治的關心和對政府的批評。另外再和八九之前比，那時候知識分子很風光，當時沒有多少大款，知識分子在經濟上的相對地位也很不錯，但當時的知識分子最關心政治，最有批判精神。怎麼到了九十年代以來，知識分子的心態全變了呢？這當然是壓制的結果，恐懼的結果，不是被收買的問題。我曾經說過，雍正乾隆以後，文字獄少了。但那不是皇帝變開明了，而是臣民怕入骨髓了。就象馬戲團裏的老獸，很少再挨鞭子。
不錯，中共有人也說中國要民主；但是，他們□調必須是「中國式的民主。什麼是「中國式的民主」？鄧小平說過，中國式民主不搞三權分立、不搞多黨制，不搞西方式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可是，如果這些都沒有，那還能叫民主嗎？
還有人講臺灣經驗，國民黨原來也專制，後來不是民主了嗎？我要強調，國民黨和共產黨有很重要的區別。國民黨從一開始就從原則上承認憲政民主。國民黨講「軍政、訓政、憲政」，把訓政即專制當作權宜之計。國民黨有「還政於民」一說，它就承認它在威權期的權力是從老百姓那裏借來的，將來是要還的。共產黨什麼時候說過要「還政於民」？共產黨硬說它的一黨專制天經地義，它的統治就是人民的統治，根本沒有還不還的問題。這一區別很重要，這關係繫到民主化在黨內合法不合法的問題。
還有人說民主需要一定條件，例如市場經濟、中產階級。然而，象阿爾巴尼亞，象被毛澤東譏笑爲「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民族蒙古都民主化了。那些國家並沒有強大的中產階級，也沒有什麼市場經濟。現在，連許多黑非洲國家都進入民主化了。難道堂堂中國連它它們都不如嗎？我們對中國人還有信心嗎？即使我們說民主需要一定經濟和文化條件，這也不能爲政治迫害辯護。停止迫害不需要任何條件，只需要其意願。停止迫害不需要任何條件，只需要其意願。實行言論自由需要什麼經濟條件？別人發表了什麼不同觀點，你政府不要去抓不要去關，這不就成了嗎？停止政治迫害也沒有什麼漸進不漸進的問題。一個強盜過去一個月殺二十個人，現在一個月殺十個。你能說這個強盜在進步，在改進嗎？你能說這叫漸進改革，應該慢慢來嗎？不，你必須叫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還有人說，現在形勢不好，搞民主不是時候；等以後形勢好了，再搞民主比較好。問題是，如果形勢好了，共產黨會說，我們不是搞得挺好嗎，可見我們原先「四個堅持」堅持對了，反自由化反對了，可見我們還要繼續堅持下去，可見我們不需要民主；民主還會帶來風險和不確定性。
關於民主化，我想強調兩點：
第一，不僅市場不是民主的必要條件，而且，在中國，發育市場尤其需要民主；因爲，中國的市場化是伴隨著私有化或產權重新界定的過程。如果沒有民主的監督和制衡，權勢者很容易利用職權化公爲私，產生腐敗。國有資產流失已經是嚴重問題，是腐敗的最大來源。沒有民主，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是最不公正的財富分配。沒有民主的私有化不能獲得合法性，由此造成的財產再分配的現實，人民是不會承認的。現在人民沒有發言權，只好眼睜睜地看著權勢者搶奪屬於人民的屬於國家的財產，只好滿足於在權勢者的豪華宴席上撿點殘湯剩飯，一旦他們有了發言權，他們一定會追究，要求權勢者把搶去的財產退還。權勢者害怕被追究，所以他們拼命抵制民主化。因此，如果中國沿著目前的改革邏輯發展，中國離民主不是近了，而是越來越遠了。我們都能感覺到，1979年，甚至1989年六四前，搞民主的困難相對要小；今天，對統治者而言，風險大了，難度大了，以後還會更大。
第二，自由民主有其獨立價值，不能僅僅作爲工具用其它事物來判斷其價值。人類實踐表明，自由民主國家的各方面包括從功利標準看，都有更大成就；許多學者也試圖解釋這些成就爲什麼會與自由民主相聯繫。而威權肯定不能持久取得這些成就。但是，自由民主本身不需要其它的成就來判定價值。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譬如戀愛自由婚姻自主，在包辦婚姻制度下也可能實現後代的繁衍、家庭的穩定和子女的教育等目標。我們要求戀愛自由婚姻自主，不只是爲了更好地實現上述目標(其實，能不能「更好」有時倒不一定)，重要的是，在自己的事情上由自己做主，這本身就是好的，是有價值的。
討論：
顧爲羣：我覺得胡平的問題不難理解。中國的教育體制就是扼殺人的獨立思考，愚弄青年，系統製造所謂只有專業技能和知識但沒有思想的人才，佔據中國各方面精英位置。少數漏網的有思想的精英在1989年後，或者入獄，或者不許回國，這樣就使得中國的思想界的狀況很貧乏，也很可憐。那些被製造出來的大批專業人士，既沒有思想、也沒有勇氣對國家和社會負責任地做有關正義的批判性考察，而是在專制許可範圍內摘章尋句，剽竊拼湊學問。所謂批判，也是小罵大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