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結黨營私 黨同伐異
目錄
１．鎮壓黨內反對派，豢養親信
（１）剷除北京幫
（２）借遠華案又打又拉
（３）掃蕩軍隊中的反江勢力
２．鎮壓民間異議人士
（１）運用高科技手段監控和打擊異議人士
（２）騷擾和阻撓艾滋病防治和民間反腐敗人士
３．爲江家鋪平攫取金錢和權力的道路
六四事件過後，江澤民踏着愛國學生的鮮血登上了中共第三代接班人的寶座。但江澤民非常清楚，在威望和資歷上，他絕對無法和前兩任獨裁者毛澤東和鄧小平相比；另一方面，在六四屠殺中，江澤民沒有直接操刀上陣，但卻分得了最大一杯羹，引起中共內部其他派系和地方山頭的不滿。在王座未穩的情況下，捍衛其政權與軍權和證明江澤民繼承紅色王朝大統的合法性便成爲江系人馬的當務之急。
當時中共的改革開放已進行了十餘年，但只改經濟而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由此造成的貪污腐敗和人民的反對聲浪與日劇增。江系智囊經過研究，建議江澤民從反腐敗和發展經濟入手，以「清正廉明」的形象出現。這樣一來，一方面可以消除人民對中共無力治理貪污腐敗行爲的失望情緒，暫時緩和矛盾；還可以此爲契機瓦解反對派系和地方諸侯，爲江澤民撈取政治資本，爲其坐穩寶座鋪平道路。可謂一石二鳥，一箭雙鵰。
中共歷來就有在政治運動中利用經濟和生活作風問題打擊對手的傳統。江澤民也未能免俗，「反腐敗鬥爭」 便變成爲江澤民打擊黨政軍中異己，強化鞏固「皇」位的必要手段。其重要舉措之一便是在一九九三年公佈了「關於反腐敗鬥爭近期幾項工作的決定」，針對地方黨政機關領導幹部提出「十一不準」。這成爲日後江澤民打擊黨政軍中對手力量的重要依據。
所謂「十一不準」，包括：一、不準經商辦企業；二、不準從事有償中介活動；三、不準利用職權爲配偶、子女和其他親友經商辦企業提供任何優惠條件；四、不準在各類經濟實體中兼職，個別經批准兼職者，不得領取任何酬勞；五、不準到下屬單位或其他企業報銷個人費用；六、不準買賣股票；七、不準在公務活動中接受禮金或有價證券；八、不準接受下屬單位或其他企業贈送的信用卡；九、不準將單位的信用卡歸個人使用；十、不準用公款獲取各種俱樂部會員資格；十一、不準用公款參與高消費娛樂活動。
江系人馬在江登基後稍事休整，就着手削平山頭。我們從江當政後中共反貪行動中暴光的一系列大貪污案件中，不難看出江澤民步步爲營剷除政治反對派的清晰脈絡。
江系人馬第一戰直指與江素有嫌隙的北京幫。導火索由無錫長城科技集資案點燃，經江系人馬深挖猛追，一直燒到京城，最終牽出首都鋼鐵公司周冠五週北方案以及北京市委王寶森，陳希同案。這一戰根除了北京幫，爲江清除了心腹大患。北京市後由江的親信賈慶林接管。
由於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大陸地方諸侯依託自身經濟實力逐漸形成大大小小的幫派勢力。一九九三年江開展「反腐敗鬥爭」之後，有些地方甚至出現反抗現象，加上各層地方官員間聯繫密切，使江的旨意根本無法貫徹落實。江澤民於是掀起了第二波更大範圍的削潘運動，把打擊地方諸侯和軍頭的行動通過經濟整肅全面展開。這場運動最典型的案件當屬遠華案和姬勝德案。二案背景之複雜，涉案人數之多，地位之高爲中共建政以來所僅見。地方土豪和軍隊實力派人物受到重挫，元氣大傷。後續的整肅行動更是勢如破竹。原廣西自治區政府主席，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因貪污案被槍決；雲南省省長李嘉廷、河北副省長叢福奎及瀋陽市長慕綏新等紛紛落馬，使這場運動充滿了血腥味。
江澤民借反腐敗大行整人之道，並在反腐鬥爭中明目張膽包庇親信。江系賈慶林的妻子林幼芳捲入遠華案，於是賈慶林在江的授意下在案發後與其妻離婚，並高升至北京市委書記一職，愛護有加。這導致了中共重大貪污腐敗案件、經濟走私犯罪與黑社會犯罪急劇增加。儘管中共最高法院院長肖揚提出將全面推行領導幹部引咎辭職制度的對策，但是人大代表在表決時，仍對「兩高報告」回以歷來新低的贊成票，可見人民羣衆對於官員貪污的現象已達到不能容忍的地步。
江澤民對黨外人士也不手軟。他夥同其子江綿恆，運用高科技手段追蹤，堵截異議人士，攻擊法輪功網站，並脅迫一些國際著名因特網服務商同流合污，在因特網上製造紅色恐怖氣氛。在一如既往地打擊地下宗教，民運和異見人士的同時，江多疑善妒的本性使他喪心病狂地扼殺任何在他看來將在可能構成威脅的事物。以法輪功爲代表的民間氣功團體成爲江澤民新一輪鎮壓運動的受害者，迄今爲止已有數千無辜中國百姓在運動中喪生（據中共內部人士透露，死亡人數已超過七千）。發動鎮壓的唯一原因是江澤民害怕法輪功勢力壯大後威脅自己本來就名不正言不順的統治。江澤民僅因一己之私，捕風捉影，羅織罪名，悍然發動的這場血腥鎮壓凸現了其殘暴邪惡的本質。另外，毫無政治訴求的環保人士和艾滋病工作者也在江氏暴政下遭到整肅。他們本爲中國人民的福祉貢獻力量，不想卻成爲江澤民的階下囚！這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江澤民權慾薰心，皇帝野心和裙帶思想極度膨脹。他主政後，其妹江澤慧平步青雲，從安徽農學院一個年紀一大把，不學無術的普通副教授直升中國林科院院長，兼任該院黨組書記和中國花卉學會會長。其子江綿恆在美國一個三流學校拿到博士學位歸國後不久榮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在一貫論資排輩的中科院，這可算是史無前例的了。比如說，另外一位副院長白春禮在中科院獲博士學位，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做過博士後研究員。他研究成果頗豐，榮譽無數，著作等身。他是中國掃描隧道顯微學領域的開拓者和學術帶頭人，做中科院副院長名副其實，深孚衆望。相比之下，江綿恆只能算是「醜小鴨」了。因此，沒有江的授意和操縱，沒有中科院某些人的溜鬚拍馬，江綿恆絕無可能當院長。江綿恆還從國有銀行貸得鉅款（200億人民幣！），與臺灣富商王永慶之子王文洋合作投資利潤極豐的半導體業，並夢想成爲電信大王，壟斷中國的電信市場。可見江在打擊政敵的同時，還着手培植羽翼，妄圖獨霸中國大陸的政界，商界甚至學界，實現其「家天下」的迷夢。
本章將討論江澤民專政後一些著名事例，揭穿江澤民「以德治國」，「三講」，「三個代表」宣傳下剷除異己，佔山爲王，大肆鎮壓中國人民的真實面目。
１．鎮壓黨內反對派，豢養親信
（１）剷除北京幫
一九九五年，首鋼霸主周冠五因經濟問題下臺，其子周北方也被下獄。北京市祕書集團受賄案被曝光，引出副市長王寶森畏罪自殺。一時間整個北京市委人人自危，沉浸在一片哀悽之中。「北京幫」幫主陳希同更是驚恐萬分，知道大禍臨頭了。江澤民之所以在這段時間內猛攻北京市委，並不是因爲北京市的黨風、政紀問題比其他地方更爲惡劣和典型，而是以江澤民爲代表的「上海幫」勢力同以陳希同爲幫主的「北京幫」進行權力較量的一個重要回合。
江澤民與陳希同的矛盾由來已久。話還要從北京亞運會說起。當時趙紫陽、李鵬等中共領導人要求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在支援北京亞運場館建設，要從全局利益出發，從民族大義出發，在經濟代價上不要斤斤計較。例如，當時中央電視臺和北京電視臺的電視現場轉播設備遠遠不能適應亞運報道需要，於是由趙紫陽出面下令徵調全國其他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包括西藏電視臺的轉播車，由北京市無償使用。當時主政上海的江澤民，一方面不敢頂撞，另一方面又想借亞運爲上海撈點油水，於是便提出上海可以承辦亞運更多的項目。趙紫陽和李鵬則表示此事由國家體委先與上海和北京共同商量，拿出具體意見來，再由中央討論決定。但與陳希同交涉時，陳希同自視天子門生，傲氣十足，根本不理江澤民，而是再三催促江澤民將中央分配給上海的支援北京的任務迅速完成。這是江澤民與陳希同之間的第一次衝突。
江澤民竊據神器之後，有一大批人因爲六四事件下臺，其中包括胡啓立。陳希同逆流而上，祕密安排了胡啓立與萬里會面，地點在首都賓館。陳希同不但親自出面作陪，而且還殷勤地到賓館門口親自迎接胡啓立。此事陳希同自以爲安排得天衣無縫，但沒有想到他請客的地點還是出了問題。當天傍晚，正好有幾個日本電視臺和報社駐京記者也去日本餐廳歡聚，其中一位「誤闖」 首都賓館爲陳希同安排的包間，親眼見到了胡啓立、萬里與陳希同三人同桌觥籌交錯。陳希同以爲誤闖的日本人是普通商人，便沒有在意。誰知第二天便有日本報紙披露此事。第三天，新華社內參又將此新聞以《國內動態清樣》形式遞送到江澤民辦公室，令江澤民大爲惱火，認爲陳希同本來就是前朝遺老，現在竟然敢於不避忌諱，作出這樣「喪失立場」的事情，分明是故意跟自己爲敵。江澤民立即下令由中紀委出面調查。首都賓館負責人證明確有此事後，江澤民親自給陳希同打電話質問，陳希同只好推說是應萬里的要求，自己不能不辦。
江澤民對萬里無計可施，所以不敢深究此事。後來，鄧小平親自下令讓胡啓立復出，陳希同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洗去「喪失立場」的嫌疑，如蒙大赦一般。此事印證了國外媒體猜測的萬里與趙系人馬的密切關係，令江澤民十分被動。最怕趙系死灰復燃，東山再起，反攻倒算的江澤民因此對陳希同憤恨不已。
九二年鄧小平南方視察後，陳希同看準了左派已經失勢，因此在北京市抓緊推行種種深化經改措施，一方面趕緊利用各種可能的場合發表改革言論，極力表現自己的「改革派」立場向鄧邀功，以圖進入中共權力核心。江澤民等人爲搶主動權，指令中央級報刊對鄧南方視察的報導，要等候中宣部「統一報導口徑」的正式通知出臺，不準擅自行動。但陳希同已經通過鄧小平子女得到了鄧小平不滿意江澤民和李鵬的準確信息，於是立刻越過北京市委要求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儘快對小平同志南方講話精神作出反應」。在陳希同的授意下，《北京日報》轉載深圳報紙上關於鄧小平南方講話的內容比《人民日報》早了一天，被江澤民斥爲「打亂了中央的統一部署」。自此，江澤民與陳希同又結下了一層新怨。
此後，時任首鋼大老的周冠五又與陳希同等人合謀安排鄧小平視查首鋼，得到鄧辦許可並安排好時間後，陳希同和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都被通知前往接駕，到了首鋼現場，此二人才知道中央政治局常委居然沒有一人到場。當時，鄧小平當着首鋼衆多幹部、工人的面發牢騷說，我最近說的話有人聽有人不聽，北京市已經動起來了，但中央一級還有人頂着不辦，並要求陳希同「給中央帶話」，轉告江澤民等人，「誰反對十三大路線誰就下臺。」事後，中央辦公廳責問陳希同爲什麼事先不向中央通報鄧的巡視計劃。陳希同自認爲有鄧小平做後臺，故理直氣壯的斥責中辦應該向鄧小平辦公室了解鄧的活動安排，而不應向北京市發難。中央辦公廳不甘受辱，將此事彙報給江澤民時添油加醋地告了陳希同一狀。江澤民本來就因爲受到冷落而怒火萬丈，這等於是火上澆油。至此，江澤民與陳希同之間等於是舊恨未平又增新仇。無奈因爲鄧小平點名讓李錫銘在十四大上「退居二線」，由陳希同擔任北京市委書記並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江澤民自然不敢頂着不辦。但江澤民也不忘報復陳，否決了陳希同兼任北京市長的提議。
九四年初，江澤民和陳希同在北京市流動人口管理問題上又發生了嚴重衝突。當時的統計數字表明，北京市流動人口數量已突破三百萬，已經接近北京市區人口的百分之四十；週一至週六的上、下班高峯時段內，每班公共汽車上的外地民工佔全部乘客的百分之四十，非高峯時段估計百分之六十強。北京市勞務市場已趨飽和，無法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可是進城流動人口還有增加趨勢，嚴重威脅北京的社會治安。陳希同指示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擬出相應規定，向流動人口及其僱主徵收高額僱工管理費和城市增容費。這樣一來，大批外地農民工丟掉工作。
消息傳到外地後，首先是河南、河北等省份的領導人表現出強烈反彈。因爲這些省已經習慣於讓本省農業富餘勞動力流動到北京等大城市，一是直接緩解本地勞動力過剩之壓力，二是可以爲本省解決貧困問題。北京市採取的措施等於斷了這些省份緩解農村剩餘勞動力壓力的生路。這些省的領導人立刻向中央訴苦，指責北京市以中央所在地自居，從來都是在國家財政分配上吃偏食。告狀信寄交江澤民後，江澤民曾指示陳希同，要他和李其炎等北京市領導人多從「全國一盤棋」角度考慮問題，與兄弟省份儘量搞好關係。不料陳希同我行我素，抗旨不遵，並以以流動人口過多會引起北京動亂爲由搪塞，令深怕動亂的江澤民向吃了蒼蠅一樣難受。
到此爲止，陳希同把中共中央的江澤民和臨近地方省份全都得罪，一時陷入人人喊打的境地。陳希同惱羞成怒，也放手與江作最後一搏。他聯合了七個省委，寫聯名信給鄧小平舉報江澤民。但鄧沒有發表意見，卻把信交給了薄一波處理。薄一波是整人能手，慣於投機鑽營。薄仔細考慮了陳與江的力量對比，就把江澤民叫來，親自把信交給江。據說江看過舉報信內容後，一身冷汗，戰慄不已，可見該舉報信一定包含了江的重要把柄。
江澤民怒不可遏，決心扳倒陳希同。但他知道一來如果通過行政程序撤換陳希同一定要獲得鄧的「恩准」；二來此事定會在國內外引發極大震動，不利於他江核心的「英明」形象，於是便很自然地想到了利用反腐敗運動之機給陳希同顏色看。不但可以讓陳希同落得個萬夫所指，永世不得翻身的下場，還可以讓鄧小平及陳的支持者無話可說。但蒐羅罪證的結果，也只揭出陳希同收取名貴手表六塊，金筆四支，高級照相機三部，約相當於50萬元人民幣。但江澤民倒陳決心已定，中共政法機關不得不把這場戲演下去。
雙手沾滿天安門學生血跡的陳希同，原本雄心勃勃想當政壇暴發戶，藉六四鎮壓之武功步入中國權力巔峯。然而流年不利，災星降臨，他頃刻間跌入萬丈深淵。陳希同深知在這場權力鬥爭中他失敗了，但還是放話說他的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而非經濟問題。但爲時已晚，已經沒有人願意聽他說話了。
1998年6月5日，在陳希同被關押三年後，北京市檢察機關就其貪污、瀆職一案正式向北京第一中級法院提起公訴。這是六四九週年的第二天。據說這個日子是中共新任最高檢察長韓杼濱特意選定並經中共政法委批准的，其含意未見說明。
（２）借遠華案又打又拉
對於江澤民瓦解北京幫的行動，北京政界人士稱之爲「江澤民上臺之後最重要的一場『政治搶灘』戰役」。原因是江澤民政治親信在此之前無不認爲，鄧小平去世之後，無論黨內何種力量要對江澤民的核心地位構成威脅和挑戰，陳希同爲首的北京黨政機構，都將成爲反江甚至倒江的政治橋頭堡。在後鄧時代高層權力鬥爭中，誰能夠奪得首都北京這塊灘頭陣地，誰勢必可以爭取相當的主動。所以，成功瓦解長期與江澤民爲首的「上海幫」持對立態度的「北京幫」，無疑等於爲江澤民在後鄧時代穩固權力去除一大心病。
不過，打掉陳希同，對江澤民來說僅僅是初步勝利，下一步立刻要完成的則是防止北京這個政治橋頭堡不至落到新的潛在政敵手中。
機會，又一次來了。眼見遠華集團走私案雪球越滾越大，江澤民故伎重演，派出欽差大臣去福建「反腐敗」，同時保下身陷遠華泥潭不能自拔的親信賈慶林，用以填補北京權力真空。江澤民剷除對手決不留情，但對扶植親信也不遺餘力，可謂又打又拉，邊打邊拉。這一點在處理遠華案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遠華集團走私案，由於走私物品繁多、往來資金龐大、涉及人員衆多，又被認爲是中共建政以來「走私第一案」。走私金額高達800億人民幣，涉案中共官員500多人。江的親信賈慶林及其前妻林幼芳，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的兒子兒媳亦捲入，案情極爲錯綜複雜。
本案主角賴昌星爲福建省晉江青陽賴厝人，一九六零年出生，小學文化程度。他於一九九二年開始從事走私生意。幾年間，他身家即增加至逾百億元，成爲廈門商界和官場事實上的「教父」。他的遠華公司靠從事大規模走私起家，「業務」涉及成品油、豪華汽車、香菸、纖維製品、大理石等，大發橫財，至少賺取了5到10億美元暴利。
遠華的走私業務中以成品油最爲有名，佔了國內市場最少四分之一，嚴重衝擊了市場價格，導致大慶等油田有至少一千口油井停產。爲此據稱有一百多名港商聯名寫信向北京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投訴。廈門有地方官員表示，有傳言稱遠華是做軍火生意的，但實際上這是以「特殊行業」的招牌做掩護，打著與軍方合作的幌子，行大量走私之實。軍方某些人則在現實利益的驅使下，或被動或主動與遠華配合，甚至出動海軍艦艇，爲其大型走私油輪「護航」。
遠華集團前高級職員透露，北京軍方高層某些人事實上是遠華走私案的「保駕護航」者。廈門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賴昌星可以隨時調動數十名武警押運走私貨物，就像使用自己的私人武裝。
廈門市軍政官員都知道賴昌星與解放軍高層的關係。在遠華集團於湖裏工業區華光路的私人會所紅樓裏，賴昌星免費提供美酒與女色，願者上鉤。來自北京的高級軍官常是座上客。中共前軍委副主席遲浩田爲賴昌星親筆題寫的勉勵詞句，就被裝裱後掛在紅樓的顯眼位置上。前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到達廈門時，乾脆對廈門市政府歡迎隊伍視而不見，而是直接跨上賴昌星的奔馳轎車絕塵而去，弄得廈門市府官員面面相覷。可是天下並無免費的午餐，爲日後實現「有效控制」，賴昌星暗中用攝像機拍下來訪軍官的荒淫行爲。中共調查組查獲的錄像帶表明，有上百名地方幹部和解放軍各級軍官曾出入「紅樓」。難怪有報導將賴昌星的遠華公司稱爲廈門市的「影子政府」。
遠華案內幕和全過程媒體已有充分曝光，這裏不再贅述。本文所要揭示的是涉案人物賈慶林與江澤民的淵源，以及他如何從泥潭深陷到不降反升的。
賈慶林生於1940年，1985年出任福建省省委常委。據中共官方資料顯示，賈慶林出身貧寒農家，長期從事機械行業技術和管理工作，擁有高級工程師頭銜和大公司經理、大工廠廠長的資歷。其妻林幼芳是馬來西亞歸僑出身，與賈慶林在河北工學院就讀時結識，畢業後分配到同一系統工作。賈慶林到福建後，因林幼芳的祖籍是金門，故林兼任福建省金門同胞聯誼會會長，行政職務是福建省外貿集團副總裁兼黨組書記、中國聯通福建代表處首席代表。林幼芳曾任中國外貿集團福建省總公司黨委書記一職多年，在賈慶林任職福建省長、省委書記期間，在福建政商界十分有影響力，與臺商關係也密切。
外界曾根據賈慶林過去曾與江澤民同在中共一機部系統工作的經歷，認定他與江澤民由此結下歷史淵緣。其實賈慶林大學畢業後被分配至一機部工作時，整個一機部系統幹部職工達數十萬之多，遍佈全國各地，與江澤民遠遠扯不上關係。真正令江澤民與賈慶林接上工作關係到後來發展成政治朋黨的還是江澤民的師爺汪道涵。
汪道涵本人是知識份子出身，比起當年那些工農兵出身的部領導們較容易與陸續分配到部機關的青年知識份子接近。而賈慶林最大的特點就是突出政治，不走「白專道路」。他大學二年級便加入了中共，在一機部系統很快就引起領導注意，被調進部直屬機關政治研究室工作，同時擔任了部機關的兼職共青團幹部，從此開始受到了包括汪道涵在內的部領導的器重。
四人幫跨臺後，中共十一屆黨代會的人事籌備工作隨即開始。從否定四人幫的角度，此次黨代表會要求黨代表中知識份子必須佔一定比例。當時「政治掛帥」仍然時髦，賈慶林這樣「又紅又專」的國家機關科技人員自然成爲非常難得的人選。參加完十一大後，賈慶林立刻由科員直接升爲一機部產品管理局局長。在汪道涵的舉薦下，賈慶林結識了江澤民，併成爲江氏朋黨的主要人物。
當時汪道涵負責的主要工作便是協助國務院有關部委籌建各種對外貿易公司，其中由一機部籌建的中國機械設備進出口總公司，更是汪道涵經手的主要項目。在挑選公司負責人時，賈慶林入選，官至副部級。中共十二大召開時，賈慶林當選黨代表。會後不久，便在中組部的要求下，被一機部系統下放鍛鍊，到太原重型機器廠擔任黨委書記兼廠長，仍保留副部級待遇。一九八五年，賈慶林到福建工作，從省委常委一步步升至省委書記。江澤民上臺以後，一方面是認識到發展市場經濟和保持對外開放的政策已經不可逆轉，一方面又擔心經濟改革會危及其政權的穩定。經濟，政治兩手都要硬的路線是他維持中共獨裁統治唯一的選擇。這兩手都要硬的策略體現在組織路線上，賈慶林這樣的人選就更顯得不可多得。
從在大學期間就擔任中共學生幹部的賈慶林，回想自己又紅又專的成長史，對江澤民的這一套絕對是從心底裏認同。他和江澤民的聯繫更加緊密，成爲江的心腹。這成爲日後賈的一筆重要政治資本。
1996年10月，時任福建省委書記的賈還未任滿一屆就奉江之命進京，接替李其炎的北京市長職務，暫任代市長。林幼芳也隨其進京，在家賦閒，據說是「爲照顧賈慶林的生活起居」。時任北京代市委書記的尉健行提出希望任命一位更熟悉北京工作的市委書記。這一位置立刻成爲江澤民，李鵬和喬石權力鬥爭的中心。按照中共慣例，北京市委一把手必須是政治局委員。因此北京市委書記不但因地頭蛇位置而顯得重要，而且在中共政治局內有十分關鍵的一票。正因爲接替尉健行出任北京市委書記的人可以在十五大上躋身中央政治局，中共各派系都心懷鬼胎。喬石極力推薦已退居二線的胡啓立，而李鵬則從自己掌管的國院系統中選出了羅幹。江先發制人，趕在中共十五大召開之前，便迫不及待地正式任命賈慶林擔任北京市委書記一職，連北京市委的幹部們都覺得有些意外。
遠華案爆發後，案情越揭越大，很多證據顯示賈和林直接參與了走私活動，尤其是林幼芳作爲當時福建最高外貿官員更是脫不了干係。因爲在賈慶林擔任福建省委書記時，正是賴昌星走私活動最爲猖獗的時候。當時福建廣泛流傳的小道消息說，賈慶林夫婦在廈門從事洗錢和其他非法商業活動。案發後即使那些不信賈慶林捲入遠華案的人，也認爲賈作爲當時中共福建最高官員，應該對該案及當地官員集團腐敗承擔責任。可是江死保賈慶林，獨斷專行地把他從泥沼中拖出來。爲保險起見，江指示賈丟車保帥，與林幼芳離婚，並通報中共中央政治局，以示徹底和遠華走私案劃清界限。但此事對外則嚴格保密，免得讓人覺得有欲蓋彌彰之嫌。江澤民還指令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幹代表政治局向中紀委「四·二零」專案組下達了四條指令：(1)凡涉及、牽連到中央部委主要領導、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的，要另作調查，不得公開；(2)要嚴格區別爲首作案集團的主角、骨幹和貪利、失足幹部的不同性質；(3)要嚴格區別有犯罪勾結、對罪犯包庇的幹部和因警惕性差、工作失責的幹部的不同性質；(4)凡定案、定性公佈遠華案詳情，要經中紀委審覈，並經政治局決定。
爲了顯示江對賈的絕對信任和賈的清白，江澤民特地安排由賈慶林陪同視察工作，在中央電視臺播出，給賈撐腰打氣。針對民間傳說賈慶林離婚以自保一說，江指示國務院發言人趙啓正出來闢謠，聲言「賈慶林同志正全力帶領北京市人民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夫人林幼芳同志是他的賢內助。」接着，香港一個由中共控制的電視臺專門安排了對林幼芳的訪談，訪問中林幼芳「身着紅衣，言笑宴宴，說與賈慶林結婚幾十年來恩愛有加，離婚之說純粹是無稽之談。」 一件離婚案如此興師動衆，分明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賈慶林本人也高調出席一個反貪會議，強調官員要根除以權謀私和任人唯親風氣，深入落實黨的廉政和反腐敗工作政策。一些港報立刻跟進，大造聲勢，給賈脫罪製造氛圍。
江知道利用宣傳欺騙羣衆容易，可是矇騙政治對手和反江派不易。在中共元老中和中紀委，總有些人看他不順眼，老是和他過不去。如何讓賈慶林和林幼芳過這些關成了大問題。中紀委尉健行等人認爲林幼芳個性軟弱，一心想從她身上打開突破口。在中紀委強大的壓力下，曾公開在某香港電視臺的訪談節目中上現身，並聲稱根本不知道福建有個遠華公司，根本不認識賴昌星的林幼芳避重就輕，承認曾收受某港商五十萬港元購買鑽石首飾，並在1996和1998年以二千元人民幣購入五塊名表，市值約人民幣五十萬元。據聞該港商系中共政協委員，福建籍，本人在福建投資設廠。尉健行等人並未能得到有關賈慶林與遠華案的有價值的證據，只好作罷。
稍後，在京的50多名中共人大代表聯名上書中紀委，要求賈慶林交代和賴昌星的關係，以及林幼芳在歐洲，香港購買首飾和名牌服裝等的經濟來源。爲此尉健行會見了這些代表。他向中共政治局通報了此事，舊事重提，強烈要求政治局討論賈慶林的問題。
在此之前，在遠華案的問題上，賈慶林在政治局會議上受到多方的壓力曾作過四次檢討，但都一直活用共黨「坦白從嚴，抗拒從寬，拒不交代，立刻放人」的方針，步步爲營，多說成績，少談問題。
第一次檢查時說「在福建工作期間，主要抓黨的中心工作，展開對臺第一線工作，思想上忽視了對部門的自身建設和腐敗問題，沒有親自走下去抓腐敗工作……」並說自己是個「典型的事務主義者」。
在第二次檢查時，順應遠華案案情發展，承認自己曾經收受過貴重禮品包括如價值人民幣萬元的名表、奧地利裝飾品、意大利油畫和德國鋼琴等。
在檢查未通過的情況下又作第三次檢查，承認曾「低價」從遠華公司購入四套豪宅。
第四次檢查賈仍避重就輕，只承認對特大走私負有失職之責，而否認捲入任何走私活動。
中共政治局應尉健行的要求召開擴大生活會議，賈慶林被要求做作第五次檢查。他仍只承認工作上有過失、行政上有失職，對本人及林幼芳的腐敗行爲僅定性爲「消極」和「官僚主義滋長」。對於在1996年以一萬二千元人民幣的象徵性價格，從遠華公司「購」得四幢住宅和別墅 ( 市值達人民幣六百三十多萬元，還不包括室內裝修、傢俱等 )，賈慶林竟稱是自己「錯誤地以爲」是組織上的優惠價，「錯誤地以爲」資金來自政府特拔的資金，「錯誤地以爲」省級幹部都有資格享受到的待遇。這些連三尺小童都不能欺騙的謊言自然未能獲得通過。無奈之下賈向中共政治局提交了請辭報告。一來向中共政治局示威，顯示其人不甘被耍弄；二來玩個「苦肉計」，測試一下江澤民保護自己的決心有多大。賈慶林在辭呈中表示：他在1995至1996年下半年曾接受過貴重禮品，以極不合理的價格購買了四幢住宅(每幢僅人民幣三千元)。 遠華案事發後，他已委託福建省委辦公廳交還廈門、深圳、珠海三處房產購房款計人民幣三百九十多萬元。他在任職福建省委書記期間，曾收到有關遠華案的舉報，省紀委《簡報》也曾發表過，但未重視查辦。他對配偶的管教失當，並在遠華案發生後，多次打聽事件對自己和配偶的影響。
這一招果然見效。江澤民一邊催促中紀委馬上結案，一邊重申當年北戴河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定，即「在『三講』中、在黨的民主生活會上，能主動、自糾，並作出自我批評、檢查，講清問題的，一律不再追究。如無新的、大的問題發現，或與大的腐敗事件有牽連的，一律不翻舊賬，不翻已有組織結論的事件。」，並再次提示尉健行賈慶林是該次會議上明確提出要保的12名副總理級高幹之一。尉在江的壓力下不得不妥協，將賈的報告在中紀委強行通過。賈慶林和林幼芳總算過關。
遠華案在中共的操縱下終於草草落幕了。此一役重挫前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及福建地方勢力——14人被處決，福建省委書記陳明義被解職，除福建省長，原中共大老習仲勳之子習近平之外，福建省委省政府、廈門市委市政府、以及福州市委市政府的官員，幾乎被全部撤換，其中半數以上繫獄。福建的政治版圖全面改寫。
（３）掃蕩軍隊中的反江勢力
江澤民1989年11月接替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當時江的處境和趙紫陽當政時一樣，軍隊控制在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手裏。楊的堂弟楊白冰任總政治部主任，二人仗着自己和鄧小平同爲「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軍中形成一股「楊家軍」勢力，根本不把江澤民放在眼裏。江只能是名義上的主席，在中共軍隊事務中基本上沒有決策權。但江江澤民對於中共「槍桿子裏出政權」的理論諳熟於心，認爲不抓軍權就不可能坐穩江山。他利用鄧小平積極倡導中共軍隊幹部「年輕化」和「專業化」思想，在反覆強調共黨對軍隊（包括警察）的絕對領導的同時，通過不停地晉升軍銜、檢閱部隊、接見幹部、看望官兵等手段，培植親信、籠絡軍心。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江成功扳倒楊家二將，開始正式過問軍務。
鄧小平逝世以後，江澤民放開手腳，不放過任何在軍隊中大樹特樹自己權威的機會，並在軍事高層人事方面表現得越來越主動，決策權、指揮權皆在掌握之中。江澤民還借軍隊「現代化」之名，成功地將軍隊代表逐出中共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江澤民爲了拉攏中共軍隊高層，封官許願的大手筆絕對可以在中共軍隊歷史上遺臭萬年。到現在爲止，據不完全統計，江澤民專權後一共提拔和冊封了530名將軍，創造了中共軍隊甚至是世界紀錄 ―― 其中人數最多的一次是一天之內共提升了152名將軍，最爲轟動的是一次性晉升19名上將。從1988年解放軍和武警部隊重新啓用軍銜制以來，至今已有 74名中共軍隊高級將領被授與上將軍銜和警銜，其中有 57名是江澤民授與的。從現役上將的分佈看，遲浩田除外，其餘所有現役上將都是在江澤民執政後加官晉爵的。江還打着改革的幌子，增加中央軍委委員的名額，讓新封的將領進入中共軍隊的權力核心，這樣一些中共老軍頭的權力就大大削弱了。
江提拔的將領，幾乎都沒有戰功，可造之才不多。他們基本分兩類人。一種是中共「太子黨」。比如賀龍的兒子賀鵬飛，80年代初才參軍，當了十幾年的兵，就被江提拔到了海軍副司令員，授中將銜。劉少奇之子劉源，與賀同時參軍，現任武警副政委，授中將銜。這種人都有中共大老罩着，江澤民不敢不給面子。另一種是親信人物，比如由喜貴。在江主政上海時，由只是上海市委機關管理處處長，相當於宮中大內總管的人物。1989年由隨江澤民進入中南海，不久就在江指示下入伍並授上校銜。1991年，江澤民授他少將軍銜，並升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同時把該局升格爲正大軍區級。後來局長楊德中被江封爲上將後勸退，把由扶正，由喜貴便成了堂堂正正的中將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