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當時我清楚地記得,安全局的便衣們問我,「楊子立在我們這,你有什麼感受及想法」。我當時脫口而出,「我希望到國際法庭解決」。說完,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因爲我明白,我們是中國公民。但我下意識的第一反應爲什麼說去國際法庭。

路坤:他們是無辜的

往事不堪回首,極度的恐懼仍困擾着我。2001年3月13日凌晨,我丈夫楊子立在回家的途中被北京市安全局祕密綁架。同天早晨,我也被綁架,關了3天。理由是,「怕我泄露子立被抓之事,通知被安全局認定的子立的其他同案人,怕他們跑了,給安全局的工作帶來不便。」也是同一天,10幾個便衣抄了我們的家。而在我被關第3天的下午,3月15日晚17:00~19:30,才從安全局便衣的口中聽到子立已被他們祕密逮捕(只是口頭相告,並未出具任何正式的法律手續)。

當時我清楚地記得,安全局的便衣們問我,「楊子立在我們這,你有什麼感受及想法」。我當時脫口而出,「我希望到國際法庭解決」。說完,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因爲我明白,我們是中國公民。但我下意識的第一反應爲什麼說去國際法庭。事隔半年,我找到了答案,就是這裏不能給我們一個公正的說法。我們從被綁架的那一刻起,人身的安全感和對這個制度的信任頓時蕩然無存了。

4月24、26、30日,安全局的便衣們連續3天找到我家,讓我寫一聲明:第一、任何人別再用路坤的名義發表與楊子立有關的文章。第二、安全局已把楊子立的逮捕通知書給我,案件已交檢察院。事實上,楊子立的《逮捕通知書》,我是一個月以後才看到的,只是看了一眼他們又收回了。而按照法律規定,《逮捕通知書》應該交給直系親屬一份。我沒有答應寫聲明,但我表示,爲了儘快使子立獲得釋放,我可以配合他們工作,不向外界透露關於子立案情的信息。現在,我爲我的無知與輕信感到悔恨。

5月24日,海科的父親來到北京。他一見到我,說了這樣一句讓我終身難忘的話,「收到安全局的《逮捕通知書》,一直提到嗓子的心才落下來」。因爲一個多月前,海科的單位打電話說人找不到了,一下子海科的全家人又急又怕,全國各大城市都找遍了,都以爲海科遇害了呢。這就是我們的國家和政府。它可以讓某個人突然間蒸發得無影無蹤,讓所有的親人和朋友焦急欲焚,而等到親人們終於知道來兒子的下落,即便是無辜地被關在國安局的看守所中,也會感到欣慰。這是一種多麼無情的欣慰呀!

海科的父親一聽到自己兒子的消息,便急忙從外地趕到北京。但是,他滿面憂愁地來,滿面淚水地去,至今仍然電話不斷,問海科怎麼樣了、案子怎麼樣了。我說我也不知道,我每天也都在空曠中焦急地等着、等着……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有案情進展的確切消息。

6月23日,我和徐偉的女朋友王英去看守所給裏邊的人送衣物。我倆眼見和裏邊最親的人只隔一步之遙,但就是不能見上一面。沒辦法,我們想繞着看守所的高牆轉一圈,看看這座看守所是個什麼樣,想感受一下他們在裏邊怎樣生活。結果卻被警察強行攔住。他們以非常嚴厲的聲音質問道:「你倆想劫獄嗎?」他們還威脅說要叫警車把我們拉走。是他們劫持了子立和徐偉,反而質問我們兩個20幾歲的女人、受迫害者的親人「想劫獄嗎?」天下的所有道理都在他們一邊。因爲,他們有壟斷的權力,有龐大的專政機器。這時,我終於明白了:關在裏邊的人是多麼地冤枉,就象此刻的我們。

7月3日無疑是個更加雪上加霜的日子。安全局的便衣們找到我打工的單位,恐嚇物業及公司老闆,說我通過互聯網與國外聯繫,發反動文章。就這樣,我唯一的餬口的生計被他們非法剝奪了。7月26日,徐偉的女友,也因安全局的迫害被單位無故剝奪了工作的權利。我看到了一張張猙獰的面孔。他們要把我們吃掉才肯罷休。

眼看着自己的親人在看守所裏、每日倍受着心靈的折磨、而無能爲力時,我感到痛苦和絕望。怎麼也掙扎不出來。到底發生了什麼???子立其人在他主辦的《羊子的思想家園》已充分體現。喜歡交朋友,喜歡辯論諸如自由、政治改革和農村貧困等問題,還有和關心國家命運的幾個朋友,參與一直公開的、未曾受干涉的、新青年學會的學術活動。真誠的新青年學會,早在一篇《無聲的記念》的文章裏講得清清楚楚。就是因爲他們關心祖國、關心社會、關心弱勢羣體而又與官方的觀點不同,才導致被綁架、被逮捕、被無故延期關押、以至於將面臨起訴和判刑!!!

中國的《憲法》中明文規定的「言論自由」在哪裏?一個政府的執法機關怎麼能視國家的根本大法爲紙上的兒戲?!

我在自己的國家走投無路之時,只能訴諸國際正義力量的救助。我由衷感謝各類國際人權組織、媒體及所有正義之士對子立、徐偉、靳海科、張宏海的命運的關注,並希望大家繼續關注他們的案情。

轉載自《民主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