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遭受比二战珍珠港事件更为惨烈的攻击之后，从最初的震惊中醒来，美国人没有走上街头游行，没有去袭击那些与袭击者相关国家的大使馆。他们走进教堂祈祷。
这是我们在昨天给朋友们写信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提到的第一个事实。这一事实给我们造成深刻印象。因为，这样全国性的民众行为，是美国传统文化的自然反应，而这样的文化，正是我们所陌生的。
那幺，美国人不愤怒吗？显然不是。在事件发生三天之后，美国CNN新闻网的民意调查中，让民众在”震惊、悲哀、愤怒”这三种情感反应中，作出对自己占上风的那种情感的判断，大多数人选择的是：愤怒。那幺，愤怒的美国人为什幺不去叫喊口号、扔砖头瓦块发泄愤怒，而是走进教堂默默祈祷，点上一支小小的蜡烛？
有着宗教传统的文化是一种享有高度精神生活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中，人们习惯于思索一些超然的、对解决现实的生活政治困境似乎是完全没有用处的问题。例如，生与死的问题，如何处理内心世界的问题，如何看待外部世界的问题，等等。走向宗教，是人们体验到人的软弱、感受到生命充满困惑，有着向善的愿望、却遭遇完善自己的艰难。于是，他们求助于神的力量。而这种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思索、痛苦、寻求等等一系列深度的精神生活的结果。因此，淫浸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人们习惯于对自己提出一些深层问题。他们面前的世界是复杂的、矛盾的、需要信仰才能够维持的。
他们感受软弱，是因为他们思索的习惯，让他们比生活在无神文化中人们，看到一个更为复杂和无奈的世界。
现代生活的节奏变快了，今天的许多美国年轻人并不象他们的父母那样规律地去教堂，甚至根本不去教堂。但是，假如你问他是否信仰宗教，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会回答说：是的，我是信神的。他们会说他们是基督徒，或者佛教徒，甚至穆斯林。许多人简化了教义，但是，他们至少会说：上帝就是爱，上帝就是和平。
可是，眼前的世界却是矛盾的，充满悖论。无论从人的历史，还是从今天的国际社会中，都是如此。人的世界走到今天，充满了侥幸和偶然，对于在西方文化中生活的人来说，还充满了让他们痛苦的心灵挣扎。他们需要信仰的力量，在人的世界面临困境的时候，支撑起自己这样一个渺小的个人。
在他们的眼中，从来就没有单纯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上去似乎是非清楚。但是，在美国人的反省中，仍然在宗教精神的层面有着许多善恶问题，无法解决。例如太平洋战争，作为主要受害者的中国，对它的残酷性有着切肤之痛。长达八年的战争，最后是由两个美国原子弹结束的。这是德国和美国核竞赛的结果，这是世界上最早参与核竞赛的两个国家。当时，并不是一个太平洋战争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的前景就在等待这场竞赛的结果。假若是由德国人抢先造出原子弹，盟军的一切依靠常规战争取得的结果，都会在倾刻之间化为乌有。无法想象这个世界将会陷入怎样的黑暗时期。在这样的黑暗前景威胁之下，没有人会谴责美国参与核竞赛，当时惨遭日本法西斯战争蹂躏的中国，不可能不为原子弹的爆炸而欢呼。
五十年过去之后，有许多国家，包括日本这样的核爆受害者，以及当年核爆导致太平洋战争胜利的得益者，都发出谴责美国当年使用核武器的声音。美国确实不能再理直气壮地、如其它国家那样向世界作出道义宣布：我们决不率先使用核武器。因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已经逼迫美国率先参与了核竞赛、率先使用了核武器。
对于美国人，这就是他们面临的世界和现实。他们在意的并不是外部世界随意发生的、对他们的赞扬与谴责之间的简单切换。他们自己在宗教层面面临的问题，从来没有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而时过境迁。不论处在他们具有最充足理由的激战时刻，还是五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内心的问题都是相同的。在原子弹还处于绝密状态的时候，这样的心灵挣扎就发生在参与试制的科学家们中间；在核爆发生之后，参与投放的美国士兵在同样的挣扎中寻找不到出路，导致精神崩溃；在此后的五十年中，美国人没有把他们参与并且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二战结果，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光荣。他们更多地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的悲剧性和无奈。
二战中日本下决心远越太平洋袭击珍珠港，是由于处于和平中的美国，当时不仅在言论道义、并且在行动上，都谴责和制裁了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今天，美国受到残酷攻击，当年美国人为之流过血的土地上，照样可能发出幸灾乐祸的声音。可是，这却不是美国人关注的事情。五十年来，在更深的层面上，他们面对的是远为困扰的问题：二战是他们被迫以战争寻求和平。珍珠港袭击只是短暂的几小时，他们作战的战场始终在别国－－在欧洲、甚至远在中国。战场上一千六百万个美国士兵，是他们的亲人，其中有五十多万人，大多是还没来得及开始生活的年轻人，倒在陌生的国家，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故土。这是一种生命丧失。同样，战争是非常状态，必然大量伤及平民和无辜。即使不提核爆炸，二战后期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东京大轰炸，已经是史无前例的毁灭，这也是巨大的生命损失。从战争结束到现在，美国人一次次检讨：二战中盟军的某次轰炸是否完全必要。检讨的原因，正是战争与和平的悖论，在二战后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地、在宗教层面折磨着美国人。由于美国在国际社会的特殊地位，他们有着必须承担的责任，这些责任在时时迫使他们作出类似的艰难选择。
今天遭受的攻击，使他们发现自己再次面临悖论的逼迫和选择的痛苦。假如有证据确认本拉登是攻击的幕后策划者，假如本拉登的匿藏国拒绝罪犯引渡，也就是说，在可以用的法律程序用完以后，美国是否应该以战争寻求解决。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是政府的神圣职责，保卫家园、捍卫自己和亲人的生命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任何一个和平国家在遭受这样不宣而战的类战争攻击之后，都自然会考虑：找出五十名罪犯后，是否还有五百名、五千名正在潜伏？是否还有第二轮、第三轮的攻击？因此，假如优柔寡断、不迅速将攻击的幕后组织者绳之以法，可能很快导致新的灾难。可是，假如诉诸战争，无疑要伤害无辜平民，这样的伤及无辜是道德的吗？这才是他们眼前压倒一切的苦恼。他们承认：人的世界有自己无法走出的两难境地。他们感到无助。他们只能走向神的面前。
美国人生活在宗教精神之中，因此，他们心中的敌人只有一个。这敌人不是某个国家，不是某个民族，不是某种宗教，不是某群人，而是听起来似乎非常抽象的概念，美国的敌人是邪恶。只是邪恶可能在某一刻占据了一个人、或是一个群体的心灵，使他们完全丧失人性和对别人的同情心。这种基本概念导致美国人常常同情对他们攻击者的家属：同情他们的亲人不幸被邪恶所俘获。这是他们在灾难中听到讥嘲的时候，能够不抱怨的原因。相反，他们会在上帝面前为讥嘲者祈祷：祈求上帝帮助他们驱走邪恶，成为一个有同情心的善良的人。
在美国人的眼里，整个世界和历史，就是向往着和平自由的良善与邪恶的竞争。可是他们看到，仅以二战为例，结果就充满了偶然性，例如美国人在核竞赛中先走了一步。因此，二战的胜利结果并不使美国人就感到有理由乐观。今天和平的美国平民遭受攻击，让他们又一次看到了邪恶取胜的可能。技术的发展，无限扩展了邪恶的破坏力，使得类似二战中首次出现的核竞赛问题，再次变得严峻而紧迫。邪恶可以无视规则、藐视生命、践踏文明、无顾忌地摧毁一切，善却必须在还击的时候，仍然遵循规则，并且在可能发生的伤害面前顾虑重重。因为抛弃规则和顾虑，就是在抛弃向善的自由理念本身。因此，他们感到邪恶的强大和自己的软弱。善必胜恶，对美国人不是科学理论推导的结论，而是信仰的结果。在他们感到软弱的时候，他们走向神。
对于美国人来说，邪恶并不只发生在外在的世界，邪恶也一样发生在自己的内心。因此，当愤怒发生的时候，他们的文化使他们习惯于首先反省自己的愤怒。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这种情感反应与他们追求的平和的精神世界是冲突的，因此他们需要神的帮助，祈求上帝理解他们产生愤怒的原因，他们愤怒是因为突然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他们寻求信仰坚持的力量，这种力量，能使他们不将愤怒转化为仇恨。因为在美国人的语言中，仇恨是邪恶的载体。
他们向上帝祷告，表达自己的愤怒，告诉失去亲人和同胞的哀伤，以及自己在震惊后难以恢复心的宁静。在信仰中，美国人渴望医治心理的创伤，把愤怒转化为对理念的坚持。在事件的第一天，所有的人还处于无法相信这是事实的震惊之中，我就从电子邮件里收到了这样的叮嘱：We have to control our anger。
美国从信仰中获取力量。
于是，他们能够坚持在电视中提醒抚慰孩子们的家长，面对频频出现的嫌犯照片，一定要记得对孩子们说：不要看到的都是深肤色的面孔，就形成错误的偏见，以为坏人都是深肤色的人，坏人什幺样的肤色都有。美国人不愿意因为遭受攻击，就放弃自己平等的理念。
于是，这个国家的法治根基不会变化，他们不会在调查和今后的司法审判中损害现有的程序，正是这种法治基础保障了美国人以及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的权利。美国人不愿意因为遭受攻击，就放弃自己的自由理念。
于是，在华盛顿的巍峨的主教堂，在由美国几乎所有前任和现任正副总统参加的弥撒的讲台上，布道的有黑人和白人的基督教牧师，有犹太教的拉比，有穆斯林的阿訇。面对下面和电视机前所有已经了解攻击者身份的美国人，这位阿訇穿著自己的传统服装，一开始，就唱颂了一段台下没有人能够听懂的阿拉伯语的《可兰经》。他说，伊斯兰的神也是要求人们向善的，屠杀的人是被邪恶控制，是违反教义的。
我们住在偏远的乡村，这里没有都市里宏伟的主教堂，但是宗教气氛是一样的。附近小城在攻击事件之后，拉出的唯一一条巨大横幅是：现在是祈祷的时候了。
因此，美国人说，邪恶摧毁了我们的楼房、杀害了我们的美国同胞，但是，他们无法摧毁我们的自由。自由是美国人的信念，是他们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