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前言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於七月中旬訪問莫斯科,預定簽署「中俄睦鄰友好條」。這是俄中繼今年六月十五日將「上海五國」集團改造成「上海合作組織」之後,對外宣示兩國緊密合作的另一項重要舉動。

中國與俄羅斯加強合作,形式上是一場政治與外交示威,內裏卻標誌出全球戰略格局的轉換,亞洲地緣政治板塊的重構,俄羅斯國家戰略方向的調整,同時的還透露出中俄兩國短期關係與長期關係的矛盾。

背景

中俄關系是亞洲安全結構的根本關係之一,同時牽動整個世界權力結構的平衡。一九五○年代,蘇聯與中國締結同盟,美國以北約與日美安保同盟相對抗。一九六○年代,蘇中大分裂,中國同時與美蘇敵對,美蘇展開低湯與和平共存。一九七○年代至一九八○年代中期,尼克森的戰略綱領主導了大叄角的互動,美國在此一互動中取得主導權,美中與美俄關係的和緩與親密遠勝於俄中關係。這樣的格局一直延續到一九九○年代初期。當時,俄羅斯仍以美國作爲最重要的夥伴,中國對美採取「韜光養晦」的守勢策略,而俄中關係,則處於低調平復的狀態。

然而,一九九○中期前後,戲劇性變化出現。一九九叄年至九五年,俄中關係從低湯到「夥伴」。其中,俄對中轉向及對美之敵意,源自俄羅斯接受美國協助之改革的失敗,尤其是經濟改革的失敗。俄羅斯引進「美國模式」之改革的破產,使「中國模式」受到更多的青睞。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俄經濟的持續困境,使其對中軍售顯得很重要。

俄中關係的改變,在一九九四年九月莫斯科高峯會已告出現。該次俄中聯合聲明說,雙方是「建設性夥伴關係」,共同「反霸權、權力政治、以及敵對性政治軍事經濟集團的建立」。一九九五年五月俄中高峯會,江澤民宣佈俄中「已決定建立與發展戰略上邁向廿一世紀的建設性俄中夥伴關係」。自此以後,「戰略伙伴關係」的公式便成爲雙方關係的表述。

在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八年間,進入強化俄中「戰略伙伴」的階段。其中,一九九六年四月上海高峯會,建立了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等國組成的「上海五國」(Shanghai Five)集團,這是尼克森總統一九七○年代訪問北京以來,美俄中大叄角關係的最大地殼變動----尼克森以來的基本戰略格局是:美對俄中的關係緊密於俄中雙方,美在大叄角中有主導權與議價權。但上海高峯會與「上海五國」集團的結成,標誌這個時代已宣告結束。

一九九九年至二○○○年,俄中戰略伙伴關係進一步進入江澤民所謂的「發展的新階段」,並具體地展現在「上海五國」集團的性格轉變之上。

亞洲新集體安全體系

上海合作組織」的前身「上海五國」集團,起自一九九六年四月五國領袖在上海的聚會。本質上,這個集團是中國與俄羅斯在中亞地區進行的「戰略協作夥伴」,一箇中國在形式上尊重俄羅斯在中亞領導權的特殊集團。這一點,從該集團的「四對一」 (俄羅斯領導中亞叄國對中國)談判模式,即可清楚看出。

「上海五國」集團的性格,初始只是相關各國國界地區的裁軍與信心建立措施 (CBM)組織。一九九九年叄月北約攻擊南斯拉夫 (科索沃戰爭),五月中國大使館被炸,夏季中亞伊斯蘭武裝集團動亂,秋天俄羅斯再度發動車臣戰爭,再加上新疆維吾爾反抗的逐年升高,使中國與俄羅斯擔心國內動亂與國際干涉的連結,從而在中亞更趨積極。二○○○年七月,「上海五國」高峯會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別召開,北京與莫斯科同調,共同增強對中亞諸威權政府的經濟援助,並着手強化「上海五國」集團的政治、經濟、軍事與情報機能,逐漸將該集團從邊境裁軍與軍事互賴機制,轉變成區域集團安全體系。與中國及俄羅斯的國界並未相交的烏茲別克加入這個集團,充分說明這種組織性格的轉變。

這個新區域集體安全體系,明顯帶有反美議程與目標----反對美國的人權立場、飛彈防禦計畫、美國在亞洲安全議題上的立場(如美國對臺政策),以及謀求削弱,乃至最終排除美國在中亞的影響力。

爲了達成上述目標,中俄以分別及合作的方式,積極整合中亞諸國。通過共同打擊「宗教激進主義」與「分離主義」--俄羅斯的車臣、中國的維吾爾、中亞的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 (IMU)、以及阿富汗的塔里班(Taliban)--等名義,俄羅斯情報機關在中亞地區取得自由作業權,計畫在二○○叄年將進駐中亞的俄軍擴增至五萬兵力,而中國則自二○○○年四月起,派遣觀察團考察獨立國協在中亞的聯合軍事演習,並逐漸強化其與中亞諸國的軍事合作關係,藉以協助中亞諸國的專制統治者升高內部鎮壓,強化威權統治。

此外,俄羅斯還積極邀請印度、伊朗與烏茲別克加入該組織,大義名分則是「伊斯蘭威脅」----印度關切喀什米爾問題、烏茲別克鎮壓內部的穆斯林反抗,而伊朗則關切阿富汗的塔里班,這就是此次烏茲別克加盟的由來。這一發展方向表明,俄中企圖通過「上海合作組織」,在亞洲乃至全球的安全架構上,打造一個有別於美國,改由俄羅斯與中國所控制的另一「極」。因此,在安全意義上,這是在亞洲形成新兩極均勢的第一步,儘管莫斯科與北京在表面上宣稱要建構「多極世界」。

進一步,莫斯科企圖通過整合伊朗與印度,從而在歐亞大陸地緣政治棋盤上,最終實現俄羅斯前首相普利馬可夫(E.Primakov)的俄印中「叄角戰略軸心」計劃。

整體而言,一九九○年代美俄中大叄角出現大逆轉,尤其是俄羅斯總統普丁於二○○○年六月簽署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概念」綱領文件,以及上海五國集團轉變成區域集體安全體系,使俄中合作具有全球/歐亞大陸地緣政治戰略的大格局意義。

俄羅斯遠東與中亞

然而,只要美國仍維持與日本及西歐(尤其是德國)的同盟,夢想中的「叄角戰略軸心」,便缺乏挑戰美國霸權的真正實力。更何況,「叄角戰略軸心」尚未形成,俄中在中亞的合作已出現齟齬。

伴隨着俄羅斯對中亞的影響力日漸降低,中國對中亞諸國的經濟影響力日增,尤其是中國增強其對中亞諸國的軍事與情報合作,業已引起莫斯科的警戒。二○○○年十一月「上海五國」四對一談判模式改爲一對一模式,進一步突顯中國影響力的抬頭,俄羅斯喪失其在中亞地區的傳統霸權的恐懼更甚,因而極力拉攏印度介入中亞事務,謀求在俄中聯合對美的形式下,增強對中國在中亞影響力的制衡。

此外,在俄中關切的中亞安全議題上,雙方的政策目標存有矛盾。針對中亞的穆斯林反抗,北京的目標是予以解決,避免中亞動亂波及新疆,而莫斯科的真意,與其說是解決,毋寧說是利用,據此合理化其在中亞維持與擴大軍事存在的目標。正因如此,俄中兩國在巴基斯坦申請加入「上海五國」的議題上,抑或在處理阿富汗塔里班的政策上,都顯得極不一致。

除了中亞霸權之爭的因素外,中國對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影響力日益擴大,以及中國軍事力量的不斷增長,也引起莫斯科的警戒。俄羅斯遠東地區與亞太地區的經濟聯繫,正日漸超過其與歐俄地區的聯繫,尤其是中國對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經濟影響力,以及大量流入的中國人,更使遠東地區日漸淪爲中國勢力範圍的可能性增高。再者,伴隨着俄中軍事合作與中國軍事力量的增長,中國自俄取得的武器與軍事科技,越來越先進,如中國目前已着手開發俄製S-300飛彈的改良版T-2000 的開發,其射程與精密度都遠勝於S-300,因而不僅對亞太安全的威脅更爲嚴重,同時也開始具有威脅俄羅斯的潛力。

中俄睦鄰友好條約

這種發展情勢使莫斯科決定調整其對中國的政策,這具體地反映在俄羅斯之亞洲政策的變化,以及俄中互動的模式之上。二○○○年七月,普丁總統訪問中國(北京)、北韓(平壤)、日本(琉球、G8高峯會),九月上旬專程訪問日本(東京),十月 上旬訪問印度(德里)、十二月訪問蒙古及汶萊(APEC領袖非正式高峯會),今年叄月又兼程訪問南韓(漢城)與越南(河內),顯現出俄羅斯對亞洲之外交政策轉趨積極的發展趨勢。

這些外交作爲的目標,除了製造俄羅斯作爲大國的形象,推銷俄羅斯軍火,以及加強俄羅斯在亞洲的存在感之外,另一個重要目的是修正葉爾欽時代莫斯科之「中國一邊倒」的亞洲政策,添加新的均勢法碼,用日本來加強對中國的制衡,導正蘇聯解體後蒙古被迫快速「向中國傾斜」的趨勢,重建俄羅斯與蒙古之關係,藉以恢復蒙古作爲俄中緩衝國的地位,另對南北韓則改採等距離外交,藉以減輕中國在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存在感與壓力,並在中亞積極導入印度與伊朗的合作。簡言之,開始對中國實施區域性多極均衡的既聯合又制衡政策。

此外,在雙邊互動上,截至一九九九年爲止,中俄雙邊關係的強化,主導權由北京掌控。二○○○年俄羅斯普丁新政權成立後,主導權開始出現滑向莫斯科的傾向,尤其是主導雙邊的軍事合作。去年十一月,俄羅斯總理卡夏諾夫 (Kasyanov)訪問北京,主動提議兩國在今年締結防衛條約,並提出兩國十五年軍事合作計畫。該計畫分爲叄階段。第一階段 (2001-2005):俄對中國輸出總值150億美元的武器與軍事科技。第二階段(2006-2010):中俄締結執照契約,自行生產俄製武器,並着手推動研發新軍事科技的中俄共同開發計畫。第叄階段(2011-2015):中俄兩國在軍事與科學合作領域上成爲全方位的夥伴,兩國的共同軍事演習開始常態化。

對中國而言,俄方的提案過於極端,尤其是防衛條約的名稱,極易引起其他國家的警戒而帶來嚴重的外交後果,因而否決了防衛條約的要求,改而建議締結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進而排定在此次江澤民訪俄時正式簽署。

結語:短期夥伴,長期對手

從俄羅斯對中國的政策調整可以看出,儘管現階段俄羅斯仍維持與中國的友好合作關係,但莫斯科對北京的警戒感正逐步加深。從二○○○年起,俄羅斯總參謀部開始恢復與中國發生衝突的作戰規劃,規模從邊界紛爭到全面大戰,範圍甚廣。至一九八○年代末期爲止,這些作戰計畫每年更新,但至一九九○年代大部分束之高閣,而現在則規定每年更新爲總參謀部的優先事項,再次確認俄羅斯對中國的警戒感越來越強。

這種警戒感使普丁總統及其側近開始推動一套新的對中國政策:此即:短中程而言,利用中國銷售武器,藉此取得俄羅斯從事軍事研究與開發所需的資金;而在長期上,則是加強與中國周邊國(日本、北韓、蒙古、越南、印度、中亞諸國等)的關係,藉此整備包圍中國所需的「大同盟」,藉以牽制中國的影響力。

俄羅斯是否有足夠的實力整備牽制中國的「大同盟」,仍有疑問。但鑑於俄羅斯的將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莫斯科是否具有操作中國的能力,「短期夥伴,長期對手」的政策構想,勢將成爲未來莫斯科對北京政策的主要基調。提防盟友的新賽局,才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