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於七月中旬訪問莫斯科，預定簽署「中俄睦鄰友好條」。這是俄中繼今年六月十五日將「上海五國」集團改造成「上海合作組織」之後，對外宣示兩國緊密合作的另一項重要舉動。
中國與俄羅斯加強合作，形式上是一場政治與外交示威，內裏卻標誌出全球戰略格局的轉換，亞洲地緣政治板塊的重構，俄羅斯國家戰略方向的調整，同時的還透露出中俄兩國短期關係與長期關係的矛盾。
背景
中俄關系是亞洲安全結構的根本關係之一，同時牽動整個世界權力結構的平衡。一九五○年代，蘇聯與中國締結同盟，美國以北約與日美安保同盟相對抗。一九六○年代，蘇中大分裂，中國同時與美蘇敵對，美蘇展開低湯與和平共存。一九七○年代至一九八○年代中期，尼克森的戰略綱領主導了大叄角的互動，美國在此一互動中取得主導權，美中與美俄關係的和緩與親密遠勝於俄中關係。這樣的格局一直延續到一九九○年代初期。當時，俄羅斯仍以美國作爲最重要的夥伴，中國對美採取「韜光養晦」的守勢策略，而俄中關係，則處於低調平復的狀態。
然而，一九九○中期前後，戲劇性變化出現。一九九叄年至九五年，俄中關係從低湯到「夥伴」。其中，俄對中轉向及對美之敵意，源自俄羅斯接受美國協助之改革的失敗，尤其是經濟改革的失敗。俄羅斯引進「美國模式」之改革的破產，使「中國模式」受到更多的青睞。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俄經濟的持續困境，使其對中軍售顯得很重要。
俄中關係的改變，在一九九四年九月莫斯科高峯會已告出現。該次俄中聯合聲明說，雙方是「建設性夥伴關係」，共同「反霸權、權力政治、以及敵對性政治軍事經濟集團的建立」。一九九五年五月俄中高峯會，江澤民宣佈俄中「已決定建立與發展戰略上邁向廿一世紀的建設性俄中夥伴關係」。自此以後，「戰略伙伴關係」的公式便成爲雙方關係的表述。
在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八年間，進入強化俄中「戰略伙伴」的階段。其中，一九九六年四月上海高峯會，建立了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等國組成的「上海五國」（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ｉｖｅ）集團，這是尼克森總統一九七○年代訪問北京以來，美俄中大叄角關係的最大地殼變動－－－－尼克森以來的基本戰略格局是：美對俄中的關係緊密於俄中雙方，美在大叄角中有主導權與議價權。但上海高峯會與「上海五國」集團的結成，標誌這個時代已宣告結束。
一九九九年至二○○○年，俄中戰略伙伴關係進一步進入江澤民所謂的「發展的新階段」，並具體地展現在「上海五國」集團的性格轉變之上。
亞洲新集體安全體系
上海合作組織」的前身「上海五國」集團，起自一九九六年四月五國領袖在上海的聚會。本質上，這個集團是中國與俄羅斯在中亞地區進行的「戰略協作夥伴」，一箇中國在形式上尊重俄羅斯在中亞領導權的特殊集團。這一點，從該集團的「四對一」 （俄羅斯領導中亞叄國對中國）談判模式，即可清楚看出。
「上海五國」集團的性格，初始只是相關各國國界地區的裁軍與信心建立措施 （ＣＢＭ）組織。一九九九年叄月北約攻擊南斯拉夫 （科索沃戰爭），五月中國大使館被炸，夏季中亞伊斯蘭武裝集團動亂，秋天俄羅斯再度發動車臣戰爭，再加上新疆維吾爾反抗的逐年升高，使中國與俄羅斯擔心國內動亂與國際干涉的連結，從而在中亞更趨積極。二○○○年七月，「上海五國」高峯會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別召開，北京與莫斯科同調，共同增強對中亞諸威權政府的經濟援助，並着手強化「上海五國」集團的政治、經濟、軍事與情報機能，逐漸將該集團從邊境裁軍與軍事互賴機制，轉變成區域集團安全體系。與中國及俄羅斯的國界並未相交的烏茲別克加入這個集團，充分說明這種組織性格的轉變。
這個新區域集體安全體系，明顯帶有反美議程與目標－－－－反對美國的人權立場、飛彈防禦計畫、美國在亞洲安全議題上的立場（如美國對臺政策），以及謀求削弱，乃至最終排除美國在中亞的影響力。
爲了達成上述目標，中俄以分別及合作的方式，積極整合中亞諸國。通過共同打擊「宗教激進主義」與「分離主義」－－俄羅斯的車臣、中國的維吾爾、中亞的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 （ＩＭＵ）、以及阿富汗的塔里班（Ｔａｌｉｂａｎ）－－等名義，俄羅斯情報機關在中亞地區取得自由作業權，計畫在二○○叄年將進駐中亞的俄軍擴增至五萬兵力，而中國則自二○○○年四月起，派遣觀察團考察獨立國協在中亞的聯合軍事演習，並逐漸強化其與中亞諸國的軍事合作關係，藉以協助中亞諸國的專制統治者升高內部鎮壓，強化威權統治。
此外，俄羅斯還積極邀請印度、伊朗與烏茲別克加入該組織，大義名分則是「伊斯蘭威脅」－－－－印度關切喀什米爾問題、烏茲別克鎮壓內部的穆斯林反抗，而伊朗則關切阿富汗的塔里班，這就是此次烏茲別克加盟的由來。這一發展方向表明，俄中企圖通過「上海合作組織」，在亞洲乃至全球的安全架構上，打造一個有別於美國，改由俄羅斯與中國所控制的另一「極」。因此，在安全意義上，這是在亞洲形成新兩極均勢的第一步，儘管莫斯科與北京在表面上宣稱要建構「多極世界」。
進一步，莫斯科企圖通過整合伊朗與印度，從而在歐亞大陸地緣政治棋盤上，最終實現俄羅斯前首相普利馬可夫（Ｅ．Ｐｒｉｍａｋｏｖ）的俄印中「叄角戰略軸心」計劃。
整體而言，一九九○年代美俄中大叄角出現大逆轉，尤其是俄羅斯總統普丁於二○○○年六月簽署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概念」綱領文件，以及上海五國集團轉變成區域集體安全體系，使俄中合作具有全球／歐亞大陸地緣政治戰略的大格局意義。
俄羅斯遠東與中亞
然而，只要美國仍維持與日本及西歐（尤其是德國）的同盟，夢想中的「叄角戰略軸心」，便缺乏挑戰美國霸權的真正實力。更何況，「叄角戰略軸心」尚未形成，俄中在中亞的合作已出現齟齬。
伴隨着俄羅斯對中亞的影響力日漸降低，中國對中亞諸國的經濟影響力日增，尤其是中國增強其對中亞諸國的軍事與情報合作，業已引起莫斯科的警戒。二○○○年十一月「上海五國」四對一談判模式改爲一對一模式，進一步突顯中國影響力的抬頭，俄羅斯喪失其在中亞地區的傳統霸權的恐懼更甚，因而極力拉攏印度介入中亞事務，謀求在俄中聯合對美的形式下，增強對中國在中亞影響力的制衡。
此外，在俄中關切的中亞安全議題上，雙方的政策目標存有矛盾。針對中亞的穆斯林反抗，北京的目標是予以解決，避免中亞動亂波及新疆，而莫斯科的真意，與其說是解決，毋寧說是利用，據此合理化其在中亞維持與擴大軍事存在的目標。正因如此，俄中兩國在巴基斯坦申請加入「上海五國」的議題上，抑或在處理阿富汗塔里班的政策上，都顯得極不一致。
除了中亞霸權之爭的因素外，中國對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影響力日益擴大，以及中國軍事力量的不斷增長，也引起莫斯科的警戒。俄羅斯遠東地區與亞太地區的經濟聯繫，正日漸超過其與歐俄地區的聯繫，尤其是中國對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經濟影響力，以及大量流入的中國人，更使遠東地區日漸淪爲中國勢力範圍的可能性增高。再者，伴隨着俄中軍事合作與中國軍事力量的增長，中國自俄取得的武器與軍事科技，越來越先進，如中國目前已着手開發俄製Ｓ－３００飛彈的改良版Ｔ－２０００ 的開發，其射程與精密度都遠勝於Ｓ－３００，因而不僅對亞太安全的威脅更爲嚴重，同時也開始具有威脅俄羅斯的潛力。
中俄睦鄰友好條約
這種發展情勢使莫斯科決定調整其對中國的政策，這具體地反映在俄羅斯之亞洲政策的變化，以及俄中互動的模式之上。二○○○年七月，普丁總統訪問中國（北京）、北韓（平壤）、日本（琉球、Ｇ８高峯會），九月上旬專程訪問日本（東京），十月 上旬訪問印度（德里）、十二月訪問蒙古及汶萊（ＡＰＥＣ領袖非正式高峯會），今年叄月又兼程訪問南韓（漢城）與越南（河內），顯現出俄羅斯對亞洲之外交政策轉趨積極的發展趨勢。
這些外交作爲的目標，除了製造俄羅斯作爲大國的形象，推銷俄羅斯軍火，以及加強俄羅斯在亞洲的存在感之外，另一個重要目的是修正葉爾欽時代莫斯科之「中國一邊倒」的亞洲政策，添加新的均勢法碼，用日本來加強對中國的制衡，導正蘇聯解體後蒙古被迫快速「向中國傾斜」的趨勢，重建俄羅斯與蒙古之關係，藉以恢復蒙古作爲俄中緩衝國的地位，另對南北韓則改採等距離外交，藉以減輕中國在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存在感與壓力，並在中亞積極導入印度與伊朗的合作。簡言之，開始對中國實施區域性多極均衡的既聯合又制衡政策。
此外，在雙邊互動上，截至一九九九年爲止，中俄雙邊關係的強化，主導權由北京掌控。二○○○年俄羅斯普丁新政權成立後，主導權開始出現滑向莫斯科的傾向，尤其是主導雙邊的軍事合作。去年十一月，俄羅斯總理卡夏諾夫 （Ｋａｓｙａｎｏｖ）訪問北京，主動提議兩國在今年締結防衛條約，並提出兩國十五年軍事合作計畫。該計畫分爲叄階段。第一階段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俄對中國輸出總值１５０億美元的武器與軍事科技。第二階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０）：中俄締結執照契約，自行生產俄製武器，並着手推動研發新軍事科技的中俄共同開發計畫。第叄階段（２０１１－２０１５）：中俄兩國在軍事與科學合作領域上成爲全方位的夥伴，兩國的共同軍事演習開始常態化。
對中國而言，俄方的提案過於極端，尤其是防衛條約的名稱，極易引起其他國家的警戒而帶來嚴重的外交後果，因而否決了防衛條約的要求，改而建議締結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進而排定在此次江澤民訪俄時正式簽署。
結語：短期夥伴，長期對手
從俄羅斯對中國的政策調整可以看出，儘管現階段俄羅斯仍維持與中國的友好合作關係，但莫斯科對北京的警戒感正逐步加深。從二○○○年起，俄羅斯總參謀部開始恢復與中國發生衝突的作戰規劃，規模從邊界紛爭到全面大戰，範圍甚廣。至一九八○年代末期爲止，這些作戰計畫每年更新，但至一九九○年代大部分束之高閣，而現在則規定每年更新爲總參謀部的優先事項，再次確認俄羅斯對中國的警戒感越來越強。
這種警戒感使普丁總統及其側近開始推動一套新的對中國政策：此即：短中程而言，利用中國銷售武器，藉此取得俄羅斯從事軍事研究與開發所需的資金；而在長期上，則是加強與中國周邊國（日本、北韓、蒙古、越南、印度、中亞諸國等）的關係，藉此整備包圍中國所需的「大同盟」，藉以牽制中國的影響力。
俄羅斯是否有足夠的實力整備牽制中國的「大同盟」，仍有疑問。但鑑於俄羅斯的將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莫斯科是否具有操作中國的能力，「短期夥伴，長期對手」的政策構想，勢將成爲未來莫斯科對北京政策的主要基調。提防盟友的新賽局，才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