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血大國
去年網上看到一幅畫：「美食家品嚐盤中嬰兒」，據介紹是北京一個美展上的展品。畫面是一次十分平靜的就餐，沒有任何誇張、刺激的表現手法，這就叫「零度」創作吧。過去沒有賣血一途，是「人毒要食子」，現在的賣血成了窮人自救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辦法，用河南省某衛生官僚的話說是「產業」，也夠「零度」的！我是江蘇省如皋市人，早在「文革」期間，我的家鄉就有農民賣血。七十年代末這裏就有賣血者「抽血前多喝點水血就淡了」這種「經驗」，我就是那時聽說的。
中國農民賣血三階段
從筆者蒐集到的資料看，在中國大陸，大多數農村都存在著賣血現象，沿海「發達」地區的貧困農民也不例外。中國農民的賣血行爲大致可以分爲三個階段：從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是第一階段，主要是少數「頭腦靈活」的農民從偶爾爲之發展到定期賣血，「換些錢花」是主要的；從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是第二階段，是民間「血頭」唱主角的階段，「血頭」開始大多是此前嘗過賣血「甜頭」的，後來的成分多樣化了，其中血站工作人員與醫生越來越成爲主角，賣血從個體行爲發展到組織化行爲，經營性質成爲主導，但一般說來「血頭」與賣血者之間的關係還處於「文明剝削」階段，從賣血動機上看是自救與脫貧兼有；一九九二年以來是第三階段，特點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是自救性動機突出，二是「血頭」對賣血者的剝削手段趨於野蠻，越來越帶有黑社會性質，三是權力與「血頭」融合，官商勾結、黑白合流。第三階段也可稱做所謂的「產業性階段」。《獻血法》的公佈也沒有能夠阻擋賣血產業的狂潮。從現在披露出來的情況看，第三階段直接可以命名爲「犯罪型賣血」階段，因爲賣血者在這一階段中差不多完全失去主動，甚至賣血的願望都是被有組織地引誘激發出來的。
中國現在穩定的農民賣血隊伍有多大，未見統計，筆者估計每年有四千萬到六千萬人次，河南、廣東、福建、湖北、湖南、甘肅、廣西、貴州、江蘇蘇北、安徽（尤其皖中、北部）、山東中西部、江西、山西等地，都有數量可觀的賣血羣落，其他落後邊遠省份想必也不會少。可以說除了北京、上海、蘇南、浙東浙北等大城市和極少數富裕地區外，即使在一些大城市的邊緣，都有賣血人的身影，例如賣血遊民。
「賣血村」的歷史見證人
福建省泉州市肖厝區塗嶺鎮前歐村是個遠近聞名的「賣血村」。前歐村黨支部書記陳春發介紹，前歐原是個老區貧困村，現有人口二千一百四十六人，人均耕地○．三六畝。如今，除農業外，第三產業發展較快，國道沿線開了二十多家飯館，村裏還開了石子廠十四個，全村年人均收入二千六百五十元，一九九六年就進入「小康村」行列，小康戶達五百三十戶，佔全村百分之九十．四。爲什麼這樣的一個村會賣血成風，被稱爲「賣血村」呢？
陳春發說，「賣血村」的形成是從六十年代初困難時期開始的。當時，個別農民迫於生計，悄悄跑到惠安醫院賣血，於是「血能賣錢」的消息在村裏不脛而走，一些生活比較困難的人也就跟著去，而且賣血不會被割資本主義尾巴，也無人阻止，因此，這支隊伍便悄然壯大起來。
六十二歲的陳來春是「賣血村」的歷史見證人。自一九六一年開始賣血，直到一九九八年九月初，整整三十七年到底賣了多少血，他自己也記不清。按規定，女五十歲以上，男五十五歲以上血就不要了。爲了能賣血，陳來春染頭髮、換相片、求「血頭」，惠安醫院嫌他老，他就去廈門，想盡了種種辦法。而扣除血庫人員抽成、「血頭」抽成、車費外，每次賣四百毫升的血，實際得款不到二百元。陳來春家十三口人，有五人賣血。有一次，他三個孫子沒錢交學費，老師不讓報名領書，等賣血回來補上時，老師又以遲交爲由還是不發給新書。陳來春跑到學校，大吵一番：「這是賣血得來的錢呀！」
富了「血頭」
據「血民」們介紹，到八十年代，賣血者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多。進入九十年代，有人把賣血者組織起來，成批地去賣血。「血頭」的出現對賣血隊伍的發展壯大起著促進作用。有了「血頭」，賣血幾乎涉及村裏的家家戶戶。
陳春發認爲，如果以前賣血是因爲貧困的話，這幾年就不完全是。據報道，其實前歐村「血民」們並沒有因賣血而擺脫貧困。「血頭」從中抽成，到泉州每個賣血者抽二十元左右，到福州抽二十至三十元不等。而「血民」賣出四百毫升血之後實際得款只有二百元左右。陳來春當初怎麼也沒想到，他苦苦賣了三十七年的血，現在還住在舊房裏，而有人做了兩三年的「血頭」，就蓋起了三層洋房，外貼瓷磚地鋪彩磚。有人暗中將「血頭」稱爲「吸血鬼」，也有人說「血頭」是「救命人」，就在「血民」中看法也各不相同。
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獻血法》實施後，不能賣血了，前歐村的許多村民表示無法理解。前歐村黨支部副書記陳英明給記者算了一筆帳：按六百人計算，每人年均賣血五次，每次所得爲二百元，前歐村農民賣血每年總收入是六十萬元，相當於好幾個工廠的效益，而且不用任何投入。陳英明說，這就意味著，《獻血法》出臺後，前歐村每年將直接減少六十萬元的收入。對於今後的打算，不少「血民」顯得茫然無措。
輸血不潔，傳播疾病
但是隻要有動力、壓力、推力，身上的血就還要作爲投資，作爲可再生資源而被「吸血鬼」們加以利用的。血既然能夠換來油鹽醬醋，換來孩子的學費，換來上繳鄉財政的費用（哪怕是亂收費）乃至親人的醫療費，在沒有別的來路的情況下，就還是要賣的！而且是賣得越快、越多、越方便越好。至於符合不符合醫療要求，賣得文明不文明，自是「引臂賣血者」無法顧及的。於是就有了種種讓人一呼三嘆的故事！
一名叫唐榮智的教授在三年內義務幫助輸血後患丙肝者打了五十五場官司，在對這五十五個案例的調查分析中，他提出了幾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並於一九九八年向全國人大提交一份報告，建議：「因血液檢測中心漏檢率的存在，給用血者造成人身傷害的，血站或醫療機構應依法給予治療與補償。」建議未被採納。
一九九九年唐榮智繼續他的計劃：在每個省（市、自治區）象徵性地打一例因輸血感染丙肝的官司，不打第二例。他說：「我的目的是帶個好頭。」
事實上因輸血造成的醫療事故又何止成百上千，那麼，爲什麼全國人大不肯採納唐教授的建議呢？這個大概只有問委員長李鵬先生了。
河南艾滋村情況震驚中外
從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開始，豫東、豫南血站密佈，引得不少農民爭相賣血。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現了賣血專業戶、專業村，並且由一個小的自然村擴大到大的行政村，由一個行政村擴大到一個鄉，再由一個鄉擴大到相鄰的幾個縣，賣血遂成爲當地的一項「產業」。
八十年代，有些製藥公司就到河南省偏遠貧窮的農村地區收購廉價血漿，用來製藥。地方政府鼓勵村民賣血，窮苦的村民競相賣血。血販子圖省事重覆使用一次性針頭，將蒐集到的血液混合一起，分離血漿後，再將剩下的紅細胞分成份，輸回賣血人，以減少他們的失血量。這樣，只要一個賣血人體內帶有艾滋病毒，就會迅速蔓延開來。村民們對此當然一無所知。按照中國的實際制度慣例，提供了管理服務的當地衛生系統的官員當然要從中抽利。這才出現了上下利益互動紅紅火火的賣血運動，使得該省有些地方的艾滋病毒感染率超過了百分之五十。據報道，河南農村艾滋病蔓延的嚴重程度最早是在一個叫文婁的村子發現的。該村百分之六十五的人都感染了艾滋病毒，至今已有四十多人死於艾滋病。今年六月一日，文婁村的七名村民帶著請願信上訪北京，尋求幫助。這七個人裏有兩個是父母死於艾滋病的孤兒。一名請願的中年婦女說，他們這些人都賣過血，都有艾滋病。這名婦女說，他們賣血掙錢，以便交納地方收費，資助孩子上學。她說，如果知道賣血會感染艾滋病的話，他們絕對不會賣血的。當地一位人士說，以上蔡縣城爲中心，周圍十來個鄉鎮形成了一個方圓幾十公里的賣血重災區，也正是現在的艾滋病高發區。
賣過血的農民說，十年前，上蔡的血就已流向全國各地。東至上海，西到烏魯木齊，北起黑龍江，南至廣州、海南。河南的「血頭」將大量的污染血液賣給了上海和武漢等地的生物製藥公司，製成了白蛋白、球蛋白、干擾素、血小板因數等一系列營養藥後，賣向全國。而豫東豫南一帶幾十個縣市個個是勞務輸出大縣，每年都要有數十萬勞動力流向全國各地。此外，人們沒有忘記報上曾有報道，鞏義市市委招待所就是招待包括來自京城高官在內的高檔淫窟，正是在這艾滋病高發區內，色情行業屢禁不絕。在上蔡縣委、縣政府的兩個招待所裏，每晚都有「三陪女」撥打騷擾電話。
自從一九八五年中國發現首例艾滋病病人以來，艾滋病已經經歷了傳入期、擴散期和增長期三個階段。據非官方測算，目前我國實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超過六十萬，其傳播持續快速上升，存在著艾滋病大面積流行的危險。另據有關專家測算，僅河南省目前就有五十至七十萬艾滋病毒攜帶者，而因非法採血造成的乙肝、丙肝病人更多。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的艾滋病專家曾毅在內的許多專家，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方式表達著這樣的警報：河南艾滋病流行情況是真實的、是嚴重的，有可能演變成國難。可是，河南省衛生廳長當時拍著胸脯說：河南沒有艾滋病。專家們說：他這是不見棺材不掉淚，艾滋病是有五至十年潛伏期的，到時候大量死人他還能捂住嗎？專家的預言儘管是不幸的，但是進入二○○○年後它開始兌現了。
誰是真正的血魔
定西，被認爲是甘肅最大的「血庫」。這個縣有兩個小村，至少有二百四十人因爲賣血感染了丙肝病毒。沒人統計定西地區有多少人因輸血感染了丙肝。定西地區醫療用血，由中心血站統一供應。但時至今日，「血案」如毛，卻無一家醫院或衛生管理部門公開以單位的名義，質疑中心血站的血源問題。據稱，病人在接受輸血前，都須與院方簽訂一份志願書，承諾如因輸血感染傳染病醫院概不負責。定西縣醫院分管外科的雷繼剛院長說這是萬般無奈的舉措：醫院沒有權利對血站認可的合格品進行復測；複測一袋血的成本高過「醫生勞務費」十多倍；而如將複測成本轉嫁到病人身上又是「亂收費」。結果是「醫院只有跳出是非圈，不想承擔血站工作失誤造成的風險」。被污染的血液的危害肯定已超出了定西地區。在中心血站最鼎盛的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有不少「賣血人」看到中心血站內停著河南、陝西、內蒙、新疆等地的拉血車。一份名爲《甘肅省定西地區既往獻血員丙型肝炎流行病學調查》，長達十六萬言。調查的領銜者是定西醫院的雷成多主治醫師和上海曙光醫院的任進餘博士。這份報告一九九九年底經過了省級鑑定，推薦申報定西地區「醫藥衛生科技進步一等獎」，但連論文答辯的機會都沒有。
發財「內靠公章，外靠血漿」
讓我們再回到河南。
據何愛芳女士新近在網上撰文披露：一九九二年全國上下躁動著急於發財的經濟過熱氣浪。發財心切的那位河南省劉全喜廳長一上臺就成立「改革辦」、「開發辦」、「中心血站」、「萬達公司」、「發展中心」、「生物藥品公司」等。他的全新思路是：內靠公章，外靠血漿。「內靠公章」就是充分發揮河南省衛生廳公章的魅力，大肆發證，目的是收錢。「外靠血漿」就是大量單採血漿。據河南省衛生廳一位資深的退休人士說：劉全喜廳長在一九九三年初的一次衛生系統內部會議上講：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大辦血站。河南有九千多萬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民，這七千多萬農民哪怕有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的人願意賣血，他們平均每年賣一至二次，我們將這些血液收集起來，賣給生物製品公司，就能創造上億元的價值。一時間，河南成立了二百多家「合法血站」和數不清的非法血站。有些血站就是一臺小拖拉機上放一個離心機和幾個反覆使用的膠皮管子和針頭。他們抽血進村，服務上門，現錢交易。爲了找到大買主，劉全喜親率賣血代表團於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二次飛抵美國，試圖成爲「中國第一大血頭」。近期，漯河市衛生局一位「要員」反映：劉全喜從省直衛生系統單位「引進」資金二十多萬元和設備，指示自己的妹妹在自己的家鄉郾城縣建立血站。在原漯河市衛生局局長劉學周（現爲河南省衛生廳副廳長）的支援下，很快發展了西平、上蔡、西華、許昌、太康、尉氏等六個採血點。由於這是劉家血站，他們無法無天，濫採亂抽，其中還有打罵賣血人員的行爲。例如曾經被有家小報曝光的一個「血頭」聲稱：你們告到衛生廳我們才不怕哪。中牟縣有位小「血頭」不知深淺，在離尉氏劉家血站不遠處偷採血漿，他到河南省中心血站試找買主。結果被劉全喜安插在該站的親信抓獲。該案例又成爲劉全喜打擊「血頭」整頓血液秩序的「政績」之一。
抗艾滋得獎醫生被禁出國領獎
現年七十四歲的高耀潔是河南中醫學院一附院的婦產科大夫，退休後開始對性病著手研究。開始她僅僅是對街頭巷尾的性病廣告進行調查和呼籲，隨著她調查的深入，她發現反對她阻力的不是來自那些欺人騙財的假醫，更大的阻力來自河南省衛生廳。這位倔強的老太太，頻頻上書中央領導、省裏領導訴諸新聞媒體。用自己微乎其微的退休金印製宣傳材料，看望鄉下的艾滋病人，特別是兒童和婦女病人，贏得了社會和媒體的稱讚。她由此獲得了「民間防艾第一人」的尊稱，許多國內外的報紙、電臺和網站給予了報道。
高耀潔的行動打亂了劉全喜的如意算盤。他認識到在權和錢上還是先保權。他幻想趁艾滋病這潛伏期，把血液市場整頓好，以掩蓋幾年前在河南種下的禍根，等全國各省艾滋病多起來時，河南的問題就不那麼突出。高耀潔的呼叫和大河報、鄭州晚報等有些記者的報道，成了劉全喜邁向更高政壇的阻力。他暗示手下對高耀潔及其家人進行壓制和迫害；通過關係將大河報衛生記者王熙衡調走。
河南農村艾滋病人越來越多，北京的有些大醫院發現：前來就診的艾滋病人多數來自河南。中科院院士曾毅和北京的專家多次給河南的衛生官員說：要關注本地的艾滋病情況，建立艾滋病防治點。如果可能的話，國家將提供幫助。據未經證實的消息稱，遲至今年四月份，河南一些鄉才有了一個月幾千元經費，向患者發兩次藥。
高耀潔因九十年代以來在河南省孤軍奮戰對抗艾滋病所作出的貢獻，國際衛生組織「全球衛生協會」於五月三十一日頒給她「曼恩衛生與人權獎」。但她卻被指控說「替反華勢力工作」、「被國際反華勢力利用」，因而未能獲准赴美領獎！
官官相護掩蓋真象
河南艾滋病已成爲相當敏感也相當棘手的事情，在過去一年中，衛生行業以外的中國媒體、海外媒體、網路媒體和獨立的研究人員，對河南省的賣血和艾滋病問題進行了大量披露，並揭發出當地衛生行政及其領導人組織賣血導致艾滋病蔓延的責任，以及艾滋病問題出現後，河南省衛生廳長劉全喜壓制專家和媒體意見的情況。但是，在過去兩年中，衛生部主管的健康報卻對那裏的血液買賣導致艾滋病蔓延的現實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相反，卻不斷報道當地「衛生行政部門加強醫院管理，加強血液安全控制」，並把劉全喜描繪爲一個「關心人民健康、推動改革」的官員。官方的艾滋病網站對河南艾滋病和賣血情況保持沉默。同時地方衛生官員也千方百計阻止記者採訪，更警告高耀潔少說話。
北京的「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副會長戴志澄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農村並沒有因輸血導致艾滋病擴散的問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六月七日在記者會上不願意對高耀潔醫生防治艾滋病的工作發表評論，他說，外交部不負責公共衛生問題。
同一件事情：因血液買賣導致艾滋病蔓延，民間和官方的說法如此不同，說明了什麼呢？
一個孤軍奮戰對抗艾滋病的退休醫生，竟被說成「替反華勢力工作」！人妖顛倒一至於此，中華大地，還有是非嗎？
原載《爭鳴》七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