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三位華裔學者先後獲釋，「間諜案」終於落幕，中美關係以及在人權上的對話也有了新的開始。我首先想到的是同案的曲煒，他並沒有李、高、覃等人的幸運，十三年的刑期也許就是他生命的盡頭了。同一個案件的被告卻遭遇如此相反的命運，全部原因就在於他沒有美國背景。由此可見，大陸法律作爲一黨政治利益的工具，其伸縮性幾乎就是無邊的，法律以及人權再一次成爲利益算計的犧牲品。當李、高、覃與家人團聚時，心中是否還牽掛著面對漫長刑期的曲煒？我想，應該有所牽掛。

接著想到的是仍身繫牢獄的國內異己人士，徐文立、王有才、江棋生、楊子立……這樣的人是數不過來的，他們都沒有西方背景，不要說還他們以公正，就是身體狀況持續惡化也很難改變他們現在的命運。如果他們中的某人因不久後布希的來訪而被釋放，這類人權個案的處理方式，對某些知名異己人士的捉放戲連續上演，不過是中共爲了維持政權這一根本利益的手段的一部分，而絲毫無助於大陸人權的實質性改善。那些知名度低的持不同政見者、那些法輪功學員、那些被塞進列車遣送回鄉的民工、那些在嚴打中被從重從快判決的人……並不會因中美關係的改善而受到中共政權的善待。

從六四屠殺剛剛結束後鄧小平爲緩和西方憤怒而放逐方勵之到美國開始，中共政權的捉放遊戲，由無奈之下的偶然行爲逐漸演變成黨權外交策略的組成部分，中共著眼於維護政權這一根本利益而玩的日趨□熟和精巧：那些知名的大陸異己人士和那些具有美國背景的華人，一次次捉放，皆會換取暫時的外交利益。

按照中共的邏輯，沒有中共就沒有新中國，一切成就皆歸功於中共，任何可能的威脅所導致的最可怕結果先是「忘黨」，接著才是「亡國」，黨在國在，黨亡國亡。黨不但被等同於國，而且高於國家，也自然高於民族和人民。中國就是中共的私産，民衆就是中共的人質。如果說，在古代社會，皇帝說：朕即國家，絕對服從皇權就是服務於國家利益，那是因爲人類社會還沒有進化到把人視爲最高目的文明程度；那麼，當人類社會已經進化到「人權高於主權」的文明程度的時代，還堅持古代規則就是以日益消亡的野蠻對抗正在普及的文明。

現代文明的正義準則：人是最高目的，其他的一切皆是爲實現這一目的的工具，包括政黨和政府。而在大陸，黨是最高目的，其他一切皆是手段或工具，爲黨的利益就是爲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人權自然也要服務於一黨利益，人質遊戲也屬於保權的整體策略的一部分，不過是中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維持一黨政權──的交易籌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