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时，我们非常清楚有几项关系重大的考量因素。当时苏联才刚对一个弱小邻国用兵：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苏联坦克与空降部队入侵阿富汗，苏联军队血腥屠杀阿富汗人民，规模比现今的车臣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出某种仅次于战争的强烈反应，于是我们决定进行制裁，而且认为，如果让美国运动员无视于苏联暴行（照常参加莫斯科奥运），那将对我们的农民与劳工很不公平。
此外我们也非常清楚，苏联领袖计划将莫斯科奥运呈现为一场意识形态的庆功宴，当时他们相信苏联对美国已经取得重大的战略优势，他们野心勃勃地在非洲用兵，并支援古巴在中美洲的行动。
最后但相当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还记得希特勒利用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来展现纳粹的力量。上述这些因素导致我们决定抵制莫斯科奥运，而且有五十余个国家采取同样立场，结果使得莫斯科奥运一败涂地。
今天中国的情况不仅迥异于当年的苏联，而且更为复杂。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犯下许多恶行劣迹，政治异议份子、某些宗教团体，甚至外国学者都受到骚扰，部份人士身陷囹圄，法轮功学员尤其受到残酷对待。
西藏仍然受到压迫，处心积虑的汉人移民政策正在摧毁其古老文化。整体而言，中国仍然奉行一党专政。
尽管如此，大家仍然必须认清，中国正转型成一个更开放的社会，显著的经济发展扩展了它与外在世界的接触，数百万中国人如今能够接收卫星电视，甚至连上互联网。
要求民主化的压力正与日俱增，大家越来越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已成为社会的门面，行事也不再依据马克斯主义教条。现今中国领导阶层是第三代掌权的共产党人，很快就要交棒给第四代，这段变化时期可能会动荡不安，一如十年前的苏联集团。北京奥运也许可以视为中国的胜利，但是它将强化推动变革的压力，因此完全不可能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事实上，北京奥运很可能会加速中国共产主义的衰微。
（本文发表于十四日的纽约时报，作者是卡特总统时代的国家安全顾问，著名战略家，近期著作有《大棋盘》等． 阎纪宇译）